不能将中国法学和西方法学切割开来,力图从西方法学切割中实现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恐是徒劳。恰恰相反,中国法学应汇入人类文明潮流中寻求自主性发展
　　
　　□熊云辉

　　新中国成立63年来,中国法学从曲折中逐渐走向繁荣,先是“废除六法全书”,全盘学习苏联法,后经历了文革中的“死”和改革开放后的“生”,新世纪到来后,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自主性发展。中国法律人在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导引下,力图建立兼顾中西又不同于西方且适应中国实践需要的“中国法学”,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法律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像“中国法学何处去”“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等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讨论颇为激烈。实在地说,创建“中国法学”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节。当然抛开感情用事不论,当代中国法学自主性的争论不过是近百年来历史长河中中西之争的又一次泛起,其遭遇的现实性难题较之以往则更为深刻而复杂。
　　中国还是西方?自从中国遭遇西方以来,中西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在当代中国,还存在加剧的倾向。坚持中国,抵制西方,似乎是国家层面话语的主基调。中国法学自主性议题也因而获得相当的正当性,备受官方和学界推崇。客观地说,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其原因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已汇入西方文明洪流中,离开西方,根本不能将中国自己阐释清楚。1949年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循着西方的影响前行。1949年后,实行的社会主义也是舶来品,因袭苏联,源头在西方。如此看来,中国法学离开西方,几乎是无源之水。所谓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多半高悬于“理想图景”中而无实践之累积。也许,中西之争根本就不应该有非此即彼的判断,也不能将中国法学和西方法学切割开来,力图从西方法学切割中实现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恐是徒劳。恰恰相反,中国法学应汇入人类文明潮流中寻求自主性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发挥实效?从原初意义上看,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和良法之治,无姓“资”姓“社”的问题。随着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发展出了现代法治,即韦伯所称的“形式合理性”,由于其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故被称之为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是为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缺陷而提出,是后资本主义的西方理论。依据该理论建立起的法治而有别于前述现代法治,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为一体,全面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理念上将二者区分开来较容易,但如何实效性发挥社会主义法治优势则是一大难题。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法治占据主导地位,并保持着强劲的话语优势。面对强势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保持话语优势又是一大难题。社会主义法治必须接受话语优势和实效优势双重考验。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与社会主义法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优势的获得有赖于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而社会主义法治的实效优势则构成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实践基础。
　　“自主性”的内涵如何界定?宪法规定,我国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政府、法院、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据此,我国国家权力结构可表述为“人大产生下的一府两院制”,它具有类似“议会至上”的属性,即人民至上,而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总统至上。人大产生下的一府两院制体现了权力分立的特征,即立法权、行政权分别由人大、政府行使,司法权采审判权、检察权二元分立,分别由法院、检察院行使。由于其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就强化了权力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与制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权力结构的横向制约,因此不同于外国三权分立的横向制衡体制。根据现行体制,司法要以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指导。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是依循还是撇开现行体制,这关乎“自主性”内涵的界定。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命题是针对西方法学话语而提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依循现行体制是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应有之义,换句话说,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是我国现行体制的自然延伸,而不需要另辟蹊径。倘若以三权分立为基础来探讨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问题,则意义全失,而且没有必要。至于其最终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康庄大道,则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总之,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一题,是中国遭遇西方的中西之争的又一次讨论,应从历史深处走来,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其意义。现实地看,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需要厘清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人大产生一府两院与西方三权分立等关系；长远地看,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探讨,既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福祉,更要着眼于生长于斯的中国人民福祉,当需深思、慎思、广议。
恢复性司法
一种可推行的刑事司法新摸式

《人民检察》2004年第二期刊登记者张建升同志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宪法学系副研究员刘仁文的谈话记录后，本人看了后感触很大。刘仁文同志的理论观点治安的稳定和减少重新犯罪的发生，现本人结合自己多年的司法实践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恢复性司法制度符合刑法“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立法愿意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司法手段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是单一的靠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摸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完全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根本目的，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使犯罪人带来消极思想，甚至有的犯罪人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重新犯罪也将必然产生。
多年来，在监督执行刑罚实践中遇到过不少这种现象，有的罪犯因一时糊涂，违法犯罪，入监后，痛苦不已，后悔莫及；因触犯了刑法，等待的只有刑法处罚，结果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受害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耽心犯罪人刑满出狱后又会报复。因此社会效果往往不很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愿意。当然，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除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杀掉外，对于其他犯罪，处以刑罚的目的也必须是立脚于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刑罚来洗刷自己的犯罪。如果某些犯罪能用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来解决，这样对犯罪人能产生较好的悔罪效果，对受害方也能得到精神和物质补偿，并能消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仇视心理，有效避免重新犯罪，其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二、恢复性司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多年的实践体会最深的是：极大多数犯罪人在受到刑法处罚后都会不同程度产生悔罪心理；后悔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恢复性司法制度，只有使用国家公诉的方式把犯罪推上法庭，受到刑法处罚。曾经有一个轻刑犯罪的年青人，判刑一年投入劳改后，能认罪服法，后被政府依法减刑提前释放回家。自己满怀信心希望能得到社会的同情，亲人的关爱，也希望能得到被害方的理解，靠着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但由于受到人们传统的歧视，总觉得做人低人一等，在生活中处处受挫，使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心里失掉了平衡，因此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思想，反正做人不起，感受不到社会给他带来温暖，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又重视犯罪。入狱后情绪极不稳定，寡言少语，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己的母亲来探监。我们发现后多次找其谈话，发现他有一种强烈的厌世想法，企图最后见母亲一面后找机会自杀一死了之。我们积极配合改造机关以及他的亲人做转化工作，最后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用新的姿态积极投入改造。第二次释放后，我们及时跟有关地方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帮助他筹集资金，开了一间小卖店。由于诚实、守信、公平，因此小本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娶了老婆生了儿子，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本人和母亲曾多次感谢政府及时教育挽救了他，使他有今天的生活。还有一位中年犯罪人，在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变革，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这位中年人担任基层支部书记多年，因为在分割集体生产资料时没有分到一头耕牛，回家后，遭到妻子冷言冷语的奚落，什么“当了多年的支部书记，连一头牛都分不到，真是没有用……等等，在这种言语的刺激下，心里失去了平衡，一阵闷酒后，半夜起了盗窃耕牛的念头，盗得临近县农村一头价值一千余元的耕牛连夜牵回家，拴在住地附近山上，案发后被捕入狱，他痛哭自己的行为给家庭以及被害方带来的痛苦，后被判刑一年。本人认为象这样的轻刑犯罪，如果运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给予处理，其社会效果会更明显。
恢复性司法制度是一种在庭外调解刑事案件的方式，他的前提必须是首先其行为构成犯罪，经过恢复性司法调解无效后再公诉法庭。(一)首先应该明确规定什么性质的犯罪，准予采用恢复性司法程序，不能滥用随意；(二)规范执行恢复性司法调解的主体资格，必须由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调解；当事人有要求调解人回避的权利；(三)犯罪和受害人在调解过程中的权利，地位必须平等，不能因犯罪人的行为而随意向犯罪人漫天要价，调解结果必须公正合理。


作者：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检察院 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