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犯新论

摘要：在刑法中存在着很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某些罪名的成立要件，决定着对这些行为的定罪。在刑法学界我们一般将这些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称之为“情节犯”。但是，关于“情节犯”，在刑法学界还存在着不少争议。究竟情节犯中的“情节”是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不是独立的构成要件。以及情节犯的形态，即有没有既遂、未遂问题，情节犯之定罪情节与犯罪量刑情节的关系又如何呢？情节犯是要保存、还是应当废除？对此，学术界观点不一，本文亦主要从这几个方面予以探讨。


关键词： 情节犯 定罪情节 量刑情节 综合性要件

作者：王国平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04级法学5班 指导老师：秦德良

一、“情节犯”概念探讨

（一）、“情节”一词的词义

“情节”一词，由“情”和“节”二字组成，“情”是指事物存在的空间位置，“节”是指事物的时间和发展环节，故“情节”一词的汉语含义是指事物的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情状与环节。这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情节”的含义。而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情节”乃是刑法意义上的“情节”，它是指客观上存在于刑法中的，决定和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的，犯罪的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情状和环节。而“情节犯”又是以这些“情节”中的一类“情节严重”的情节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二）、“情节犯”的概念
关于“情节犯”的概念，学术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之争。一种观点认为“‘情节犯’是以一定严重或者恶劣之情节作为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的犯罪”①（注：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各论的一般理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31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情节犯’是我国刑法特有的犯罪形态，它是指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形态。情节犯包括数额犯”②（注：参见姜伟著：《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22页）。

上述观点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情节犯”的情节理解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后者将其理解为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一个定罪综合性要件。笔者在此认为这两种观点值得商榷，主要理由如下：

（1）第一种观点将情节犯中的情节理解为犯罪构成要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没有明确指出情节犯中的情节到底是一个综合性要件，还是独立于犯罪四要件之外的第五要件。我们知道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犯罪四要件，主客观要件的综合，它是需要综合性的价值判断的。应当将其理解为犯罪构成的综合性要件才更合理。

（2）第二种观点将情节犯中的情节理解为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定罪综合性要件是不妥当的。情节犯中的情节是一项综合性要件，这一点是无疑的。但情节犯中的情节却并非是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要件，它是犯罪主客观要件的综合，它离不开犯罪的四要件，不能独立于他们之外。况且情节犯中的情节也并非就只是定罪性的情节呀！此外，情节犯包不包括数额犯尚存在争议，笔者在此认为情节犯原则上应当包括数额犯。主要根据是数额犯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它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想适应。需要一定的综合性的价值判断，即使有明确的标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构成要件。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在有关数额犯的规定中，就有“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可见，立法者已经将“数额巨大”作为情节严重的一种了，因为，如果情节严重不包括“数额巨大”那就无法称之为“其他严重情节了。因此，数额犯中的“数额巨大”的情节是情节犯中情节严重的一种特殊情况，他包含于情节犯之中。鉴于以上理由，笔者不赞成上述两种观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情节犯定义为：情节犯是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其成立犯罪综合性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

（三）、由情节犯概念引发的思考

根据情节犯的定义，他是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构成要件的犯罪。那么，是否可以推导出我国的所有个罪都是“情节犯”呢？因为，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言下之意，所有的犯罪，至少是“情节非显著轻微的”。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主要理由有：

（1）刑法总则第13条的规定，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他的目的在于防止处罚不当，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只是对罪与非罪的一个总的界定，他并未只有“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

（2）“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情节不是显著轻微的、不是危害不大的可以构成犯罪”。但“情节不是显著轻微”并不见得就是“情节严重”，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过渡的情形，例如，情节轻微，但不是显著轻微，依然可以构成犯罪，只不过他的法定刑要比其他的较严重罪行的法定刑要轻得多。同样还存在着情节并非轻微但又达不到严重的程度的情况，对这些行为一般都是较轻的刑罚，如处以管制、拘役、缓刑等。对于那些只是宣告有罪，但不予处罚，免除处罚的情形，虽然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其情节并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我们将其称之为情节犯似乎不太合适。

鉴于此，笔者认为并非刑法分则中的所有个罪都是情节犯，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称之为情节犯。而且，其中的“情节严重”必须是在定罪中就已经出现的。

二、情节犯之情节是否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争

关于情节犯之情节是否是犯罪构成要件，在刑法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观点一：认为“犯罪情节决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要件把握的是构成犯罪的面，犯罪情节把握构成犯罪的度。犯罪构成要件的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情节，情节不是与要件并列的关系。”③(注：参见敬大力：《正确认识和掌握刑法中的情节》，载《法学与实践》1987年第1期。) 还有的认为，情节是某种行为具备犯罪构成的依据之一，但“情节严重”和“情节恶劣”不属于犯罪构成的某一个要件，因为情节对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起量的作用，犯罪构成与情节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关系。④ （注：参见赵炳寿主编：《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351页） 笔者在此认为情节犯之情
节决不是犯罪构成四要件之外的第五要件，它是一个综合性构成要件。情节犯中的情节并不只是把握构成犯罪
的度，它不仅仅是作为构成犯罪的量刑情节出现的，而是定罪与量刑二者兼有的情节出现的。在情节犯中即使行为已经符合了犯罪的四要件，只要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我们都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此处的情节并不是犯罪四要件的重合，因为如果仅仅是四要件的重合，那么只要符合了犯罪四要件就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严重”就无存在之必要了。鉴于此，本人认为观点一不太合理。

（2）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时，只是一种提示性规定，“很难说是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刑法规定的众多情节，有的属于客观方面的，有的属于主观方面的，有的属于客体或对象的，有的属于主体的，情节就不能单独作为第五个方面的要件而存在。⑤（ 注：参见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4页） 如上文所述，情节犯之情节不能作为犯罪第五要件出现，而是主客观要件的综合，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并不见得不是第五要件就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要件，情节作为构成要件不能独立性存在，还可以综合性的存在的，从而也可以对犯罪构成四要件加以补
充。正是因为情节众多，现实社会的复杂性，难以对某方面加以具体规定，才需要用“情节严重”这一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语加以规定。刑法中的众多情节，内容虽丰富，涵括主客观方面，无法称之为一具体的要件，但该概括性的情节却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即涵括了犯罪的四要件，又丰富了其不足之处。它可以作为犯罪的一个概括性构成要件，或者说是综合性的构成要件。因此，基于此观点二有其不合理之处。

（3）观点三：认为“情节严重”的情节，不是指特定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情节严重”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综合性要件，其特点是综合性，涉及主客观方面等内容，不是独立于主客观方面之外的某一方面。⑥（注：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41页） 笔者在此赞同这种观点，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必须依赖于犯罪的主观、客观、主体、客体四个要件。立法者通过“情节严重”来对某些规定加以概括，一定程度上是在避免繁琐，其“情节严重”的规定，往往是在前文已经对四要件作出规定的基础上，加以补充、限定的。“情节严重”的规定，实质上是对犯罪四要件的一个更深层次要求，目的是为了防止处罚的不当，而不是犯罪的第五要件。他的出现是对犯罪四要件的综合性概括。

总之，笔者认为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是概括性的构成要件。那种将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排除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案的批复

1985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5年6月10日冀法民（1985）13号关于邢台市毕云亭与土产公司房产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对毕云亭要求土产公司归还其已在公私合营时折价入股的房屋问题，我们研究认为：
双方争讼的邢台市东大街117号房屋原属毕云亭所有，1946年被错没收，1948年发还，1951年填发了房产证，确认了毕云亭的产权。毕云亭在房屋发还时，未交付益众麻店的翻修费，多年不履行债务，才致该店未予还房。1956年公私合营时，益众麻店将房屋作价入股，毕云亭未出面主张权利，按照当时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房屋已属国家所有，现在时隔多年又提出产权要求，不应支持。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即房屋归土产公司，由土产公司给毕云亭合理的经济补偿，最好是调解解决。
此复

附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冀法民（1985）1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一案的请求报告（见附件），经研究我们原则上同意报告中的第二种意见，即明确房屋产权归邢台市土产公司。由邢台市土产公司给毕云亭一定的经济补偿。理由如下：
争讼之房在土改确权前经原益众麻店翻建，除两面墙保留以外，其余物料都是益众麻店新添置的。原房料换下后经原房主毕云亭之手做了处理。由于毕云亭未交付房屋翻建工料费，所以填土地证时注明了“上盖木料全部归益众麻店”的内容，这说明，该房并非全部属毕云亭所有，而且属益众麻店的是该房的主要部分。1956年益众麻店将此房入股合营时，毕云亭也未出面主张权利，入股合营以后，市土产公司已按期交完10年的5厘定息，按照公私合营政策，房屋产权至此已发生转移。在合营的10年期间，毕云亭未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默认。从1956年入股合营到1966年合营结束到1984年提起诉讼，市土产公司一直在此营业，时隔28年，毕云亭又提出产权问题，不应支持。公私合营是国家对私人资产的一种赎买政策，合营结束产权就发生转移，不存在什么往回退的问题，本案争诉之房由于在入股合营时益众麻店和市土产公司都有一些过错，所以让土产公司给毕云亭一些经济补偿，这样是可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函示。
1985年6月10日

附二：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案由：房屋。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河北省邢台市土产公司。
被上诉人（即一审原告人）：毕云亭，男，72岁，系邢台县会宁公社白塔村农民，现住本村。
双方所争房屋，座落在邢台市东大街117号，系砖木结构二层小楼上下共四间。
经查，该所房屋历史变化情况是：1935年许，毕云亭购买了邢台市东大街路南二层小楼上下共4间。之后，毕雇用两个伙计在此开麻绳铺，毕在靛市街居住，曾任街道伪甲长。1946年群运时，靛市街群众要斗争毕云亭，毕跑到石家庄（当时石家庄尚未解放），街贫民会将毕云亭所开麻绳铺连房及货物全部没收。1947年初街贫民会派于思敬等人在毕云亭原麻绳铺开设益众麻店，原毕雇用的两个伙计仍留店工作。1948年初，益众麻店将毕云亭原旧楼进行翻建，除西墙，南墙没拆外，其他均拆除，所剩11根檩条，事后经毕云亭同意给了冀成妮（原毕麻铺伙计）。1948年末，街贫民会认为毕属于错斗，决定将原没收毕云亭的小楼及货物退给毕云亭。当时由益众麻店将原没收毕云亭的货物折价旧币14万元退给了毕云亭；将翻建小楼所用工料折价16石3斗小米，让毕云亭先交付翻建费然后将小楼退毕云亭。由于毕云亭未交翻建费，故小楼未退给毕云亭，仍由益众麻店继续占用。1951年填发土地证时，街贫民会发给毕云亭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写明：“东大街村民毕云亭房产共计房屋上下楼房4间，地基一段5厘7毫。”但在备考栏内注明：“地基南墙全面西墙全面宽1丈1尺5归本主，上盖木料全部归益众麻店。”1954年东大街开街时小楼往后退，益众麻店又将门面重修。1956年公私合营时，将益众麻店翻建后的小楼做价1000元入股合营归邢台市土产公司下属门市部，土产公司按年定息5厘发给益众麻店股息，至1966年止。市土产公司一直在此开设门市部营业至今。
据毕云亭讲：从1948年起，益众麻店给其交房租金每月为5升小米，一直交到1962年。据土产公司原益众麻店经理于思敬讲：因小楼地基和两堵墙是毕云亭的，故益众麻店从1948年起给毕云亭每月5升小米的地租金，交至1966年，因1966年以前的帐已不存在，无帐可查。1984年4月13日，毕云亭以东大街117号小楼4间系其家财产，要求归还为由，向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起诉。桥东区人民法院以毕云亭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据，判决房产权应归毕云亭所有，令毕云亭付给市土产公司原益众麻店翻建小楼费用16石3斗小米折款720元，令市土产公司将房腾出退还毕云亭。
市土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于1985年3月12日上诉到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是：毕云亭的土地房产证上注明地基南墙全面西墙归本主，上盖木料全部归益众麻店，说明毕云亭只有地基和两堵墙，其它都归益众麻店；现在城市的房地基归国家所有毕云亭只剩两堵墙，要求合理作价购买归公；小楼已公私合营二十多年，市土产公司一直在此开门市营业，不同意将营业用房退给个人，愿出钱购买。
经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理，并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此案如何定案处理，有两种意见：
一、维护第一审判决，令土产公司将房腾出，退还毕云亭；毕云亭付给土产公司翻建费720元。
其理由主要是：毕云亭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上下楼房四间已确权给毕云亭。只是由于毕云亭当时未交付翻建费才未退给毕房屋。为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权，应判决毕云亭向土产公司交付翻建费，土产公司将房退还毕云亭。
二、改判：房归市土产公司，不退毕云亭，由市土产公司给毕云亭经济补偿4000元。
其理由主要是：房屋几经变化，市土产公司是通过公私合营取得该房屋，并无过错；该房屋已于1956年公私合营，市土产公司在此开门市营业已二十多年，根据1981年3月5日原供销合作总社和商业部以（81）供基联字05／118号、（81）商屋联字第5号发出的《关于合作商店入股房产坚持不退还实物的函》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商业部1983年2月25日（83）商管字第5号《关于索要、强占原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营业用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精神，不应将合作商店入股房产退还给个人，而应由合作商店从经济上给个人予适当补偿。
由于此案涉及土改和公私合营运动历史遗留问题，政策性较强，为慎重起见，特向上级人民法院报告，请示本案如何适用政策法律问题。
198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