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


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号


《南京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已由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1年6月29日制定，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1年7月16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8月8日





南京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


（2011年6月29日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制定 2011年7月16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共客运管理，规范公共客运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保障乘客、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共客运城乡一体化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公共客运是指公共汽车客运和出租汽车客运。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客运的规划、建设、运营及相关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轨道交通、轮渡和长途客运的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公共客运的行政主管部门。浦口区、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县、高淳县（以下简称区、县）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辖区内公共客运的规划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公共客运的日常管理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消防、财政、规划、城市管理、环保、国土、审计、价格、旅游园林、质量技术监督和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客运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共汽车客运具有公益性质。本市坚持公交优先原则，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公共汽车客运发展，在财政补贴、城乡规划、用地供给、设施建设、交通管理，以及公交线网结构和运力配置等方面优先给予保障。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出租汽车客运纳入综合交通发展体系，促进出租汽车客运与其他客运方式协调发展。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城乡公共客运一体化发展，整合城乡客运资源，优化客运网络衔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形成城市、县乡、镇村公共汽车以及其他客运服务有机衔接的城乡公共客运体系。
第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公共客运智能化，逐步建立线路运行系统、综合查询系统、服务信息系统，方便公众了解公共客运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第七条 鼓励和引导公共客运企业实行规模化、集约化、低碳化经营，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能源，提高运营效率，为公众提供安全舒适、方便快捷、经济环保的公共客运服务。
鼓励公共客运经营者配置一定数量的无障碍车辆。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国土、公安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本市公共客运发展规划和公共客运设施控地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区、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市公共客运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公共客运发展规划，报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编制公共客运发展规划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向社会公示规划草案。
第九条 编制公共客运发展规划应当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统筹协调、适度超前、方便出行的原则，适应公共汽车客运优先发展、城乡公共客运一体化的需要，科学合理布局城乡客运线网，实现公共汽车客运与铁路、公路、民航、轨道交通、水路客运等客运方式的有机衔接。
第十条 规划部门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与公共客运发展规划和公共客运设施控地规划相衔接，将公共客运设施用地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保障公共客运设施用地。
规划确定的公共客运设施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
第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城市公共汽车向新城区、开发区、镇、村和旅游景点延伸。
加强城乡公共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设置客运站、候车亭、站牌，促进城乡公共汽车客运的接驳换乘和有效衔接。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机场、火车站、轨道交通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开发区、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和相关标准配套建设相应的公共客运设施。
居住小区应当按照规划的要求配套建设公共汽车客运设施。新建居住小区确定建设公共汽车客运设施的，应当在土地出让条件中明确，并不得擅自变更；分期开发的，在公共汽车客运设施建成前，应当设置过渡公共汽车站点设施。
规划条件确定需要同步配套建设的公共客运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未按照规定进行配套建设的，规划部门不予验收，主体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迁移、占用公共客运设施。因建设需要拆除、迁移、占用公共客运设施，或者需要调整公共汽车线路的，建设单位应当与公共客运设施产权单位签订补建或者补偿协议，并经运输管理机构同意。
新的公共客运设施建成前，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公共汽车客运正常运行。
第十四条 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公共客运发展规划和城乡发展的实际需要，定期组织客流量调查和客运线路普查，合理调整和适时开辟公共汽车客运线路，优化公共汽车线网。
调整和开辟公共汽车客运线路应当事先征求公安机关意见，并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道路条件、交通状况和公共汽车线路走向，设置公共汽车专用车道、优先通行信号，在禁左、禁右和单向行驶路段设立交通标志，保障公共汽车优先通行。
第十六条 公共汽车停靠站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同一线路站点间距一般为五百米至八百米，镇村公共汽车站点间距根据当地情况设置；
（二）同一站名的上、下行站点间距一般在一百米左右；
（三）在有条件的路段设置港湾式停靠站；
（四）不同线路的同一站点使用同一站名；
（五）站牌应当标明线路名称、首末班车时间、所在站点和沿途停靠站点的名称、开往方向等。
第十七条 公共客运设施日常养护单位应当按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公共客运设施管理规范，定期维护保养站点设施，保持候车亭、站牌等设施整洁、完好。
第十八条 利用候车亭、站牌、公共客运车辆等设施设置广告的，不得影响公共客运设施安全，不得覆盖站牌标识、车辆运营标识，不得妨碍乘客观察进站车辆视线和车辆行驶安全视线，并遵守广告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九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出租汽车运力总量调控机制。根据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市场供求和城乡交通状况，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制订出租汽车运力投放计划，按照规定报经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 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其他客流集散地等公共场所，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设置出租汽车运营站点，并事先征求公安机关的意见。设置出租汽车运营站点的，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公布站区范围。出租汽车运营站点不得向停车候客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收费。

第三章 经营许可

第二十一条 公共客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公共客运经营，应当向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公共客运经营权。
公共客运经营权包括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和出租汽车经营权，经营权有效期限最长不超过八年。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招标方式确定公共客运经营权。
第二十二条 区、县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起讫站和线路走向均在辖区内的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证的授予；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其他线路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证的授予。
区、县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从事经营的出租汽车经营权证的授予；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其他出租汽车经营权证的授予。
第二十三条 企业申请参加公共客运经营权招标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运营要求的车辆或者相应的车辆购置资金；
（二）具有与运营业务相适应的驾驶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
（三）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所和配套设施或者具备相应的资金等保障条件；
（四）具有健全的运营服务和安全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个人申请参加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标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应条件，并具有相应车辆购置资金或者符合运营要求的车辆。
第二十四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按照招标公告规定的期限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参加公共客运经营权招标；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确定中标人，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中标人颁发公共客运经营权证。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招标不成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有关程序确定经营者。
第二十六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取得公共客运经营权的经营者签订运营协议，运营协议包括运营方案、客运设施管理、运营车辆及人员、服务水平和质量要求、经营期限、生产安全管理等内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对投入运营的车辆核发公共客运营运证，运营车辆一车一证，持证运营。
第二十七条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期限届满六个月前，公共汽车经营者需要延续经营权的，应当向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人的经营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不予延续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公共汽车经营者未按时申请延续或者申请延续未获批准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确定新的公共汽车经营者。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期限届满，尚未确定新的公共汽车经营者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报经市、区、县人民政府同意，可以指令公共汽车经营者继续运营，指令运营期间应当根据运营情况给予经营者相应补偿。
第二十八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期限届满三个月前，出租汽车经营者需要继续运营的，应当向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根据申请人的经营条件、服务质量、经营信誉和车辆更型标准等决定是否准予延续。不予延续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九条 公共客运驾驶员应当具有相应的车辆驾驶证件，身心健康，无职业禁忌，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公共汽车经营者应当对驾驶员进行公共汽车运营服务规范、车辆维修和安全应急知识培训。未经培训合格的驾驶员，不得上岗作业。
出租汽车驾驶员经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服务资格证。服务资格证实行年度记分考核管理。考核不合格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服务资格。被取消服务资格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从业的，应当重新参加并通过服务资格证考试。
服务资格证记分考核管理办法由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公共客运经营者的经营条件实行年度审验制度，年度审验不得收费。
第三十一条 无公共客运营运证的车辆不得安装顶灯、计价器、服务标志、标识等与公共客运有关的配套设施。
不得利用摩托车从事公共客运经营活动。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三十二条 公共汽车经营者在经营期限内，不得转让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不得擅自变更运营方案、暂停或者终止运营。
公共汽车经营者确需变更运营方案、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应当提前三个月向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公共汽车经营者因解散、破产等原因在线路经营权期限内需要终止运营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终止运营前确定新的经营者。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影响公共汽车运营需要调整线路的，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调整线路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因重大社会活动、突发事件、恶劣天气、抢险救灾等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公共客运经营者应当服从市、区、县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情况给予相应补偿。
第三十五条 公共汽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运营协议组织运营；
（二）配备符合机动车安全运行要求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运营车辆；
（三）按照规定设置醒目的头牌、腰牌、尾牌；
（四）保持车辆整洁、设施完好；
（五）配置救生锤、灭火器等安全设备；
（六）在车厢内部醒目位置张贴线路示意图、乘客守则、禁烟标志和监督标签；
（七）装有空调设施的车辆在显著位置设置温度计，公布空调开启条件，定期维护车辆空调设施，保持空调正常使用；
（八）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
（九）按照规定配备车辆智能化运营调度设施，并及时向运输管理机构提供运营数据。
第三十六条 公共汽车运营中，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核准的运营线路，正确及时播报线路名称、走向、停靠站点和相关提示语，依次进站，规范停靠；
（二）不得滞站、站外带客、溜站、拒载、中途甩客；
（三）因故不能继续运营时，及时向乘客说明原因，并安排乘客免费换乘同线路车辆；
（四）引导乘客有序乘车、文明让座；
（五）不得吸烟。
第三十七条 乘坐公共汽车应当主动购票或者出示有效乘车凭证。
下列人员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
（一）持有《革命伤残军人证》和《因公伤残警察证》的；
（二）持有《老干部离休荣誉证》的；
（三）盲人；
（四）持有老年免费优惠卡的；
（五）儿童身高符合免费乘车条件的。
六十至六十九周岁的老年人、十八周岁以下的在校学生，可以持卡优惠乘坐公共汽车。
禁止持伪造的免费、优惠凭证或者冒用他人免费、优惠凭证乘车。
第三十八条　乘坐公共汽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乘车秩序，在站点区域内有序乘车；
（二）不得妨碍驾驶；
（三）不得从事营销活动、散发宣传品；
（四）不得乞讨、卖艺；
（五）不得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品或者易污染、损伤他人的物品；
（六）不得吸烟、随意吐痰、抛洒垃圾；
（七）不得携带犬、猫等动物。
第三十九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运营协议从事运营活动；
（二）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
（三）按照规定和要求安装顶灯、计价器、电子货币刷卡器、车载定位终端、安全防护设施和音像采集设备，公布监督投诉电话；
（四）按照规定统一设置车身识别色、门标和头座套款式以及服务资格证展示位置；在车身外部规定位置标明经营者的名称、标识、编号；
（五）定期送检计价器；
（六）执行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并明码标价，使用税务部门制发的票据；
（七）保证车辆技术状况完好，建立车辆技术档案，按时进行车辆审验和车辆检测。
第四十条 出租汽车运营中，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随车携带公共客运营运证，展示服务资格证；
（二）保持车容整洁卫生，禁止吸烟；
（三）使用计价器，并主动向乘客出具合法有效的车费票据；
（四）按照规定使用标志牌、标志灯，运营时间内不得拒载；
（五）在运营站点按照规定进站排队，服从调度，按序带客，不得私自揽客、站外带客；在出租汽车停靠站或者允许停车的路段停车上下客，不得滞留候客；
（六）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未经乘客同意不得绕道行驶；
（七）严格执行合乘规定，正确折算车费；
（八）按照乘客意愿采用现金或者刷卡方式结算车费；
（九）使用按照规定安装的设备，并保持完好，损坏后及时报修；
（十）有违法行为或被投诉时，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十一条 出租汽车驶离本市的，驾驶员应当到警务查报站登记，乘客应当予以配合。乘客不予配合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有权拒绝提供运送服务，乘客应当支付已经产生的费用。
第四十二条 出租汽车应当在核准的经营区域内运营，不得从事乘客求租点和目的地均在核准经营区域外的运营活动。
外地出租汽车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以滞留候客方式运营。
第四十三条 乘客应当支付乘坐出租汽车的车费以及过路、过桥、过渡、过隧道费用。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乘客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未使用计价器的；
（二）未出具合法有效的车费票据的；
（三）在起步费里程内车辆发生故障，无法完成运送任务的；
（四）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五）拒绝乘客刷卡付费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绝提供运营服务：
（一）在禁停路段或者遇红灯停驶时拦车的；
（二）携带的物品超大、超重或者可能污损车辆的，或者属于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
（三）携带犬、猫等动物的；
（四）精神病患者无人监护、酗酒者丧失自控能力无人陪同、行为不能自理者无人看护的；
（五）向出租汽车驾驶员提出其他违法违规要求的。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四十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公共客运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公共客运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第四十六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针对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制定公共客运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公共客运经营者履行生产安全责任，确保公共客运安全。
第四十七条　公共客运经营者应当落实生产安全责任制，履行下列生产安全职责：
（一）制定生产安全规章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生产安全培训；
（二）定期检查维护运营车辆及安全设施，保持其技术状况良好，保证安全设施投入，逐步配备车载定位终端和摄像设备；
（三）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四）及时处理、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并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五）对从业人员进行治安技能培训，落实治安安全防范规章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八条 发生影响公共客运运营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公共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及时采取疏散乘客和车辆、限制客流、停止运行等应急措施，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九条 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门以及公共客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安全乘车和安全应急知识宣传工作，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安全、文明乘车教育，普及公共客运安全应急知识。

第六章 监督和保障

第五十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及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扰乱公共客运秩序、危害公共客运安全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公共客运的资质管理；
（二）制定公共客运运营服务规范、设施管理规范；
（三）制定公共汽车乘客守则；
（四）建立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定期考核公共客运经营者并建立信用档案；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二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价格、审计部门制定公共汽车客运经营成本费用评价制度并进行年度审计与评价，合理核定财政补贴、补偿额度。
第五十三条 公共汽车经营者因承担免费和优惠乘车、开通冷僻线路运营、执行抢险救灾等政府指令性任务所增加的支出，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专项财政补贴。
第五十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客运治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公共客运治安、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二）制定公共客运治安安全防范规章制度，指导公共客运从业人员的治安技能培训；
（三）调解公共客运治安纠纷，查处公共客运治安和刑事案件；
（四）督促公共客运经营者落实交通安全责任；
（五）设立警务查报站；
（六）查处妨碍公共客运驾驶的行为；
（七）查处利用摩托车违法从事公共客运经营的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五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公共客运设施建设的监督管理。
规划、国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公共客运设施用地的监督管理。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公共客运收费标准并进行监督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出租汽车计价设备的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公共客运生产安全的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公共客运车辆排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五十六条 运输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质；
（二）对公共客运运营情况和安全进行检查；
（三）负责公共客运设施维护保养的监督检查；
（四）查处公共客运市场违法运营行为；
（五）推行电子政务，实行信息公开，方便信息查询；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七条 未取得公共客运经营权从事公共客运经营活动的，由运输管理机构中止违法运营车辆运行，并责令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运输管理机构中止车辆运行的，应当当场出具中止车辆运行凭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对中止运行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除因不可抗力外，造成车辆及随车物品遗失、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
当事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公告，公告三个月内仍不接受处理的，运输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中止运行的车辆予以拍卖或者报废。
第五十八条 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共客运经营者，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处理制度，在公共客运设施和运营车辆的醒目位置公开投诉电话及其他联系方式，接受社会监督和乘客投诉。
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共客运经营者接到举报、投诉后，应当及时核实，并于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答复举报人、投诉人。
第五十九条　运输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活动，不得妨碍公共客运经营者的正常经营。
公共客运经营者以及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和投诉，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对反映和投诉应当于七日内处理完毕。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未取得公共客运经营权从事运营的；
（二）将没有公共客运营运证的车辆投入运营的；
（三）擅自变更运营方案、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
第六十一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吊销出租汽车经营权证：
（一）擅自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的；
（二）不按照规定参加年度审验的；
（三）年度审验不合格的。
第六十二条 公共汽车经营者未对驾驶员进行培训，或者出租汽车驾驶员未取得服务资格证从事公共客运驾驶的，由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对经营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 公共客运设施日常养护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公共汽车经营者违反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公共汽车驾驶员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给予警告，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三）出租汽车经营者违反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第四十条规定的，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五条 利用摩托车从事公共客运经营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押车辆，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出租汽车驶离本市，驾驶员不到警务查报站登记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八条 公共客运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由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制定生产安全规章制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未定期检查维护运营车辆及安全设施并保持其技术状态良好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前款规定，造成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安全事故未按照规定报告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十九条 运输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发现公共客运从业人员违法行为的，应当当场纠正，并依法处理。执法人员认为应当对公共客运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公共客运营运证或者服务资格证的，可以先予扣留公共客运营运证或者服务资格证，责令限期改正、接受处理。
公共客运违法行为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到运输管理机构接受处理。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可以吊销公共客运营运证或者服务资格证。
第七十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公共客运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公共汽车客运是指：公共汽车、公共电车按照规定的线路、站点、收费标准和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客运服务的经营活动。
（二）出租汽车客运是指：利用小型客车，按照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并且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方式收费的经营活动。
（三）出租汽车拒载是指：
1、开启空车标志，行驶中遇乘客招手停车或者在停靠站点、路边候客，经乘客合理求租而不载客的；
2、在停车站点候客时，不服从调度，挑拣业务的；
3、在运营途中，无正当理由中途甩客或者倒客的。
（四）出租汽车违反计价器使用规定是指：
1、计价器未向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强制检定、未经强制检定投入使用以及超过强制检定期限仍在使用的；
2、损坏计价器铅封、擅自拆卸计价器、给计价器附加设施或者使用干扰信号等手段破坏计价器的；
3、在空车状态下，故意压下空车标志牌行驶，预置里程或者费用后再带客的；
4、不使用计价器或者不按照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的。
（五）出租汽车绕道是指：乘客指定目的地，但未指定行驶线路时，有两条以上线路可到达，驾驶员不选择捷径的；因道路交通管理规定或者路况条件限制，另选择线路未向乘客说明并征得同意的。
（六）合乘出租汽车是指：在同一地点有两个以上互不相识的乘客要求租乘同一辆车的，或者在载客途中又遇乘客租车，在去向相近或者顺路时，经征得乘客同意后共同租乘的。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03年7月31日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制定的《南京市城市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1998年12月18日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南京市城市公共车辆客运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在公司投资关系中，自然人或企业有时出于特定目的或考虑，选择“藏身幕后”，委托他人代持股权，在公司相关文件中记载他人为股东并作成商业登记，造成“名实不符”的现象。公司法律关系本就错综复杂，隐名出资使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增添更多模糊性与不确定性。[1]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又称“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到底谁是公司真实有效的股东，名义股东若自行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受让人可否合法取得，以上问题始终困扰着承载裁判重责的法官，事实上也产生了许多同类纠纷的裁判路径大相径庭的情景。我国某些省市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意见，虽在区域内努力避免“同案异判”，但对隐名出资引发的纠纷到底应该如何裁判，全国范围内从论理、标准到结果都不甚一致。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解释三》”）对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及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制定了统一的裁判标准，但是在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如何认定、特殊类型隐名出资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等问题上未有涉及。本文将通过对《解释三》有关规定的文义解释、结构重塑和理论阐述来进一步厘清司法裁判中对隐名出资纠纷的态度和思路，以期在学术上建立一种针对隐名出资的司法分析框架模型，以与学界、司法界同仁商榷。

一、股东资格与实际出资、记名登记关系解构

公司是社团法人，股权在本质上是社员权，“代表着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永久关系”。[2]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前提。在法律上，资格代表一种社会地位，是由具体的法律关系所引导、产生、确立的主体身份。股东资格就是依据投资活动对特定公司所形成的法人社团组织的社员地位，是投资者权利与义务集中承载的归属对象。基于投资关系的财产属性，股东资格也被看成是公司的所有者地位，具有享有公司盈余分配、参与公司事务决策和获取公司剩余资产的权能。

集结股东群体的投资是公司的一种能力（一人公司除外），因此，股东资格最早产生于与其他股东的共同投资协议。由于公司的成立以注册登记为标志，因而在登记前所谓的股东资格是不完整的“胎儿”身份，只具有受合同法保护的交易地位。股东资格取得的物质基础是股东向公司的出资，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出资行为使得公司和股东之间确立了“血脉”联系。在投资协议上签署姓名或名称并签署公司章程，其后按约定向公司缴付承诺的出资就完全确立了投资者的法律地位即股东资格。但是，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公司通过登记既确认和公示公司成立的事实，同时也把股东资格加以确认。因而，登记机关在完成公司登记的同时对股东身份的登记在实践中也往往被看成是对股东资格的社会认可和政府确认，具有充分的、有效的证明效力。如此一来，认可股东资格的法律事实和行为就比较复杂和多重，比如有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获得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此外还有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投票权、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署姓名、实际获得公司分配、其他股东的确认、接获股东会召集会议通知、曾经以股东名义参加诉讼并被法庭认可、转让股权或行使股东任一权利未遭受其他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反对等。在一项完整的股东资格法律空间内，上述权能的集中或分散的表现是自由的，融洽的，流畅的，不生歧义的。但是，当出现隐名出资情形时，虽然股东的人格没有发生分裂，但各项权能的行使必然不再在履行出资义务一方体现归整统一的结构，[3]极端的状况下甚至看不到实际出资人的影子。一旦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为确认股东资格而发生诉讼，“名”、“实”之争就必然会涉及到对具体权能行使状况的判断，法官兴许要在相互冲突的证据中小心拿捏，直至陷入必须动用自由心证资源的理性纠结。

股东资格的确认不是创设新的法律关系，而是对既有的股东资格在法律上加以审查、判断、确认。从字面上看，隐名出资仅概括了实际出资人“隐名”之单方行为，但其实质为双方的合意，由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中挂名。《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肯定了该类协议的效力，就双方之间的争议，确认可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然而，当实际出资人请求“正名”，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完全剔除名义股东，仅依赖合同法是无法完成纠纷处理的，在公司法框架下不同法官的审判意识会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态度的实质影响，以及在证据效力的把握方向上立场不一，进而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

学界对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哪个为主方面。这里所说的实质要件是股东对公司的真实出资，而形式要件是公司对股东的记载和证明。其他的行为或事实可以分类归属于以上2种情形。持实质要件说者主张只要隐名出资人能够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即可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持形式要件说者坚持以名义出资人为公司股东，但究竟是股东名册还是工商部门登记更具有权利推定力和公示力，又有争议。与这2种学术主张相对应，司法部门的判决也呈现出对两种标准的选择性适用情形。笔者通过对从“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意”检索到的近年来与隐名出资有关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的梳理，发现以实际出资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和以工商登记记载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意见均各有相当数量的判例。近年来随着公司审判实践的演进和丰富，部分省市高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推出了“综合标准”，提出以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应具备的各式要件综合判断股东资格。[4]但问题在于，综合标准只是列举了完整的股东资格应当具备的判断因素，却没有明确在某些因素缺失或者相矛盾的情形下，哪一个或哪一些因素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应该起到决定性作用，无疑于在缺乏度量衡时要求法官徒手掂量案件中各要素的分量。

名义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目的主要在于固化记载事实、认可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后果特别是保障股权流转中的自身利益。实际出资人主张确立其股东资格则产生于对名义股东的信任丧失、双方关系破裂（包括夫妻离婚析产）、为防控未来风险而期望实至名归持股等原由。从公司事业的本质属性讲，资本是公司全部活动得以开始并延续的核心基础，也是股东资格存在的法律前提，是股东权利产生的源泉。简言之，没有出资就不能产生公司，股东资格也就无从谈起。不履行出资义务的个别股东，虽然其股东资格在形式上体现在公司章程和股东间协议中，但其他股东可以将其除名。由此可见，股东的实际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首要条件，股东实际出资成立的证据可以对其他的反向证据形成压制和排斥的效果。《解释三》第23条对股权归属纠纷的规定，说明出资（无论是设立或增资时直接向公司出资还是通过股权转让间接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股东的最终决策权也与股东出资不可分割，若不以自身财产承担风险，行使决策权就师出无名。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是股东资格不可或缺的两面，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对股东的界定，“股东是指股份以其名义注册于公司登记簿者，或者依据公司档案中股份代持人证书明确授权的股份受益人。”[5]实质说和形式说不是必然冲突、非此即彼的，最高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实质要件为准到实质和形式要件兼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2002年最高院在答复江苏高院的请示时称，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间无明确约定一方实际投资一方名义投资，合资协议、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文件均记载名义出资人为股东，且名义出资人实际参与公司设立，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派工作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公司运营，“似”应认定名义出资人为系争股份的权利人。[6]2003年《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区分了不完全隐名投资与完全隐名投资，若公司明知且认可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则可以认定其股东身份。2008年最高院修正了该解释草案，新的征求意见稿不再区分隐名出资的不同类型，规定因股东权益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向名义出资人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但实际出资人若要成为公司登记的股东，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该草案不区分股东权益中的自益权和共益权，以出资为最高原则适用解决隐名投资纠纷，排斥形式要件的考量，实质上会存在偏颇，至少忽视了在部分案例中名义股东实际就是真实出资人的情形。嗣后，《解释三》对此做出了修正。

《解释三》将隐名出资现象中的法律关系分为3个层次，试图将实质说与形式说结合起来。首先，根据25条第2款规定，若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产生对投资收益的争议，以实质要件为准。其次，根据25条第3款规定，在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为变更登记股东身份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对公示文件的信赖以及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与认可。结合《公司法》第33条对股东名册和登记效力的规定，若实际投资人要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必须履行特殊的股权外部转让程序，即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部门登记。再次，在公司及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中，《解释三》虽未明示，但其精神与《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相符，强调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概言之，《解释三》认为，实际出资人对其出资享有受限制的财产权（主要是收益权），但形式要件才是股东在公司行使完全股权的推定依据，特别是管理和控制权利、获得信息和查询公司账簿的权利、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等。随着法律关系从隐名出资协议双方延伸到公司内部，及至公司外部，公共性愈强，形式要件的适用强度愈强。实际出资人欲推翻形式要件，除须证明其实际出资外，还须获得其他股东的多数同意。25条第3款也实际上融入了2003年征求意见稿在实际出资人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管理情形下肯定其权利的思路，不过表达得更为谨慎，因为这种情形下，其他股东通常不会反对实际出资人显名化。

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但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和交易安全，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对公司和第三人确认股东资格具有推定效力。实际出资人可以据其出资请求“显名”，但须补足形式要件的缺陷。《解释三》的上述规定，兼顾“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公司的社团本质和商事交易安全，较为合理，特别是在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安排，实际上导入了有限公司股权外部转让的程序，是非常合理的。隐名出资中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外观均存在瑕疵，若处理不当，就不仅仅会造成股权权属混乱，而且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因此，得慎重审查及裁判。

二、隐名出资的类型及我国特殊事态分析

隐名出资可大致分为2种情形：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仅享有投资收益，股东的其他权利义务均由名义出资人享有和承担，是为完全隐名出资；另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委托名义出资人持有股权，但所有股东权利、义务均由委托方享有并承担，名义出资人仅起挂名作用，是为不完全隐名出资。在笔者所收集的案例中，完全隐名出资的比例较小，不完全隐名出资占多数。在完全隐名出资中，法官应着力探求和推断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是否存在代持股的合意。某些纠纷中，“实际出资人”虽能证明其事实上向公司缴付了一笔现金款项或财产，且该现金款项或财产也确实被公司视为出资处理，但无法证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有代持股的合意，公司也无记载或证明其“实际出资人”地位的相关文件，应当判定该“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仅存在借贷关系。在不完全隐名出资中，公司和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于公司并认可其行使股东权利是法官判断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决定性因素。[7]

根据隐名出资的目的，还可以将其分为合法型隐名出资与规避法律法规型隐名出资。在实践中，有一些隐名出资是由企业改制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如职工持股会、法人股个人持有等，也有不少隐名出资是实际出资人刻意逃避法律限制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规避股东身份限制规范，此类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如何，是困扰法官裁判案件的另一难题。

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外资进入限制类产业须经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禁止类产业因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不允许外资进入。《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院司法解释将强制性规定细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8]《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有关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规定，是为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对禁止类产业，外资一律不得进入，外资与中国企业或自然人签订之委托持股协议，无论其实际上是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该协议都因违反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在限制类产业，若隐名出资是为规避法律规定的程序管制而非实体管制，则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予以当事人补正的机会；若无法补救或当事人不予补救，则应认为合同无效。对其他产业中的外资隐名行为，虽然“三资”企业法规定外国人在国内投资设立企业须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但该规定是对外资进行统一市场监管的管理性规定，法院不宜径行认定合同无效，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征询有关部门的意见，如可以补办审批程序，则可以承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9]实践中亦有不少法院采取前述路径裁判案件。[10]

为遏制以权谋私等贪腐行为，《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实践中有法官认为无论合伙协议、股东协议或租赁合同，若合同一方为公务员，则当然无效，[11]但有的法官主张该规定只是对特定主体的管理规范，不影响私法行为的效力。[12]笔者以为，《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款性质是对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营利性法律行为的实体管制，虽然从规定文本结构无法直接推出上述法律行为的效力，但结合法律的目的，权衡该法条保护的法益与法律行为本身的法益可以决定其效力。公务员明知违法，仍以代持股协议掩盖其投资或经营活动，其行为本身具有恶劣性，并直接关联重大社会利益和公序良俗。若认为禁止其从商的规定一律不影响其从商行为的法律效力，而只通过纪律处分加以抑制，极有可能会使法律防止公务员因从事或参与营利性行为而以权谋私的目的落空。是以，若实际出资人不愿放弃其公务员身份，也不愿终止协议，法院可依据《合同法》52条第4款或第5款判处其隐名出资协议无效。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代持股协议，自始无效并不影响名义股东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也不影响名义股东以股东身份参与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实际出资人有权向名义股东请求返还出资费用，但不能以出资人身份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若名义股东有继续作为公司股东的意思，应当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否则，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可由其他股东购买系争股权。在公司并无其他股东的情形，公司应依法解散、清算，剩余财产归实际出资人所有。

“假如将法律条文用一个图形来表示，这是一个中心部分非常浓厚、愈接近周边愈益稀薄的圆形。在其中心部分，应严格按照条文的原意予以适用，不应变动。如果说中心部分通常可以直接依条文决定的话，则周边部分可能出现甲乙2种结论，难有定论的情形。因此，适用法律时当然要考虑各种各样实质的妥当性，即进行利益衡量”。[13]隐名出资协议效力的认定正是一处边缘地带，即便能够确立较为统一的裁判原则和标准，在具体案件中法官仍要权衡轻重缓急、得失利弊。

我们认为，在审处隐名出资案件中，第一，若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全面复权，替换隐名股东，可径行判决其股权归属，在执行中按股权转让程序处理。第二，在执行上述第1种判决时，由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造成案件胜诉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关系不和，胜诉股东可选择放弃成为显名股东，另外选择经协商由其他股东收购股权、起诉请求公司回购股权、请求司法解散公司等3种方式解决纠纷。我们坚决反对把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当作公司债权处理，因为出资已经结构为公司资本，出资人实际承担了投资风险。事后视为借款既无法律依据，对出资人也非常不公。第三，出资资金虽由出资人直接缴付给公司，但是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以投资为目的的借款协议，加上其他证据证明名义股东就是实际出资人的，当然判决名义股东胜诉。

三、名义股东处分股权法律后果述评

《解释三》第26条规定了有限公司隐名持股情形下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如名义股东转让、质押其名下股权或被用以偿还其债务时通过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参照适用来平衡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其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出发点正确，基本精神合理，但借助《物权法》条款工具的做法有待商榷。

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股东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公司的股东姓名或名称登记是一种公示状态，公示表彰股权的归属，是法律上的有效事实。实际出资人在公司登记中隐其名，必得在法律上承担一种可能丢失财富的风险。在这一点上，政府、社会、公众都有同一的认识。“名义股东”只是与“隐名股东”特殊关系中的私下角色，工商登记中并未说明其“名义”性、股权“代持”性，因此名义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用以抵偿个人债务、设定质押、转让、被法院扣押拍卖，实际出资人都不能对抗交易或获益的第三人，根本不问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也就是说，第三人基于对公司登记的社会信赖，接受名义股东的上述任意一种交易方式，都不存在对毫不知情的隐名股东的权利的侵犯。《公司法》第33条第3款没有对第三人限定“善意”条件，其理正在于此。

在法律法规已对某类情形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立法者可要求对其他类似情形“参照适用”现行规定。该立法技术适用的前提应为，被参照的情形与所参照的情形之间具有法律性质的相似性。从规范结构解释的角度，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情形下物权的得失变更问题。原则上，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若满足3项积极性构成要件，即受让人为善意、价格合理、已经公示时，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解释三》第26条规定，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也就是说，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在性质上属于或至少类似于无权处分行为，意味着名义出资人不是名下股权的所有权人。

法条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一定意义脉络之中。[14]任何制度都应是逻辑自洽的体系，对规则的选择，不仅要看规则本身的品质能否回应实践需要，也要看规则与既有体系内其他规则之间是否相谐。我们认为，《解释三》第26条对名义股东处分行为参照适用“无权处分”的认定，会使《解释三》第25条陷入解释困境。第25条确立实际出资人只基于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出资协议享有收益权，并不具备股东身份；第26条推出名义股东是无权处分人。从形式逻辑上看，非A不意味着B，名义股东无权处分无法推导出实际出资人有权处分，第25条和第26条很难说直接冲突，但这就必然导出一个结论，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对系争股权的所有，均是有瑕疵的。《解释三》中就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作出特别规定，从意图上看，应当是对名义出资人行使处分权心存顾虑，通过《物权法》无权处分规定来赋予实际出资人质疑的请求权基础。然而，撇开第26条限缩《公司法》第33条适用范围的合法性问题不谈，但就向实际出资人利益提供保护的偏向看，无疑将增加第三人受让股权的风险，甚至会引诱实践中虚假诉讼的发生——如股权处分后处分人反悔，完全可能伪造隐名出资协议，出现一个“实际出资人”来质疑处分行为的法律效力。

从学理上讲，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信赖保护，法院对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审判原则，也应落脚于对交易安全和合理信赖的保护。因此，虽然存在体系的不合理性，但法官若能在公司法的具体制度环境中，善加解释与适用《解释三》第26条，仍能殊途同归地平衡对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保护。

法律保护“那种在正常情况下由法律行为而发生的有效地拘束或授权的发生或存续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根据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某项可归责的意思表示，其所根据的只是由其他方式产生的、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15]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是在物权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时，保护对法律规定的特定物权表征形式的信赖。善意取得的两端是真实权利人与信赖物权表象的受让人，涉及2项重大利益——财产归属与安全和交易效率与安全。受让人能否取得所有权，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便是其是否善意。对善意的认定是“协调原权利人与第三人利益的控制阀”，[16]也必须根据权利本质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适应不同的交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