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部


粮食部关于检发《粮食系统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粮、油调拨作价办法》的通知

1965年11月27日，粮食部

现行粮食系统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粮油调拨作价办法，自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起执行以来，对促进粮油调拨任务的完成，保证供应，加强经济核算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情况的变化，现行办法中有些规定已不适应当前工作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今年四月，全国粮食财会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九月间，草拟了具体改革办法，征求了各地意见。现随文检发《粮食系统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粮油调拨作价办法》一份，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起执行。对调拨作价中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根据国家规定，实行超产、超购粮油加价奖励和统购粮食加价奖励，支出的奖励价款，在省间调拨时，都不计入调拨价内，一律按本通知附发的调拨作价办法执行。这部分奖励价款，在会计核算上作营业外支出项目单独反映，由国家拨款。
二、粮食部安排的省间议价粮油调拨，一律按本通知附发的调拨作价办法执行。议价大于平价的差价，按上月（或上季）议价粮油进货差价摊销率计算。调运完了以后，按照实际调运数量，由发货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与收货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采用汇兑方式直接办理差价结算。
粮食部安排的省间议价粮油指标划转的差价计算和结算，比照上述原则办理。
三、粮食部规定的省间调拨粮油质量标准、等级差价，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规定的标准不一致，而发生的差价损失和差价收入，在会议核算上，发货单位不另作处理，即按粮食部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实际结算收入，列内部供应收入核算，因此而影响盈亏时，可在财务情况分析中加以说明。
四、发货明细表各栏必须认真填写。目前有不少发货单位对作价根据空置不填，收货单位无法审核。要求各发货单位填制发货明细表时，务必在记事栏详细填写价格、经营费用等数字，加以说明。新印发货明细表时，可将发货方托收的“单价”栏，分成“价格”和“经营费用”两栏。
五、天津市粮食局所属单位与各省之间的粮油调拨作价，一律按本通知附发的调拨作价办法的规定办理；与省内的粮油调拨作价，由河北省粮食厅规定。
六、本部（63）粮财字第53号通知检发的《粮食系统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粮油调拨作价办法》、（63）粮财字第379号通知《关于粮食系统内部省、区、市间议价粮油调拨作价暂行规定》（63）粮财字第443号通知《关于议价粮油和统购粮油省间指标划转差价结算办法》以及本部过去规定的省间粮油调拨作价与本通知附发的调拨作价办法有抵触的，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起废止。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调拨作价办法，做好调拨作价工作，各级单位必须在党政统一领导下，从整体利益出发，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发生问题要主动协商解决，不得因调拨作价双方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调拨任务的完成。

粮食系统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粮油调拨作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了统一全国粮食系统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粮油调拨作价办法，以促进粮油调拨任务的顺利完成，保证供应，加强经济核算，特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商业部门之间农产品调拨作价问题的指示精神，结合粮食系统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粮油调拨作价工作，必须在各级党政统一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全局观点，发扬协作精神，更好地完成调拨任务。
三、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商业部门之间农产品调拨作价问题的指示：“原则上要使产地和销地都有适当的利润，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产地的利润应当比销地大一些。在经营某种农产品无利或者赔钱时，应当使产地商业部门能够保本，亏损由销地商业部门负担”，并结合当前全国粮油经营情况，粮油调拨作价，一般地以调出省、区不赔钱为原则。
四、粮食系统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以下简称省间）粮油调拨，均按本办法的规定作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以下简称省、区、市粮食厅、局）所属单位间粮油调拨作价办法，由省、区、市粮食厅、局参照本办法的精神，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自行规定，并报粮食部备案。

第二章 调拨价格的计算
五、省间粮油调拨，按下列规定作价：
1．调拨原粮、成品粮、薯类、油料，一律按发货省“最后发货地”的统购价加规定的经营费用进行作价。
面粉调拨价，应包括加工环节交纳的工商统一税，不包括面袋价款。
2．调拨食用油品和工业用油品，一律按发货省“最后发货地”的统销价进行作价，不加经营费用。
有的地区工业用油品的统销价，有批发价和零售价两个价格的，一律按零售价格作价。
3．调拨豆饼、油饼、粮食副产品和混合饲料，一律按发货省“最后发货地”的统销价加规定的经营费用进行作价。
4．根据国家规定，统购统销价格调整时，从调整之日起，一律按调整后的价格作价。
六、省间粮油调拨，应贯彻依质论价的原则。粮油质量标准和等级差价，一律执行粮食部的统一规定。有的品种粮食部尚未规定质量标准和等级差价的，按发货省的规定执行。发货省没有规定的，按收货省的规定执行。
七、省间粮油调拨，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有几个“最后发货地”，而各个“最后发货地”同品种、同等级的粮油价格不同的，一律按县城（即县人委所在地）的价格计算。
八、省间粮油调拨在“最后发货地”没有统购价（或统销价）的，可以制定内部调拨专用统购价（或统销价）。内部调拨专用统购价（或统销价），由省、区、市粮食厅、局制定，报省、区、市人民委员会主管价格部门备案，专作为内部粮油调拨作价使用。内部调拨专用统购价（或统销价）按下列顺序依次制定：
1．对外不挂牌价的，但有内部掌握的牌价，即按内部掌握的牌价，作为内部调拨专用价。
2．原粮有统购价，而无成品粮统购价的，可由省、区、市粮食厅、局按照全省（区、市）情况统一制定成品粮调拨专用统购价。计算公式：
成品粮专用统购价＝（原粮统购价＋加工费－副产品收入）÷出品率。
面粉专用统购价，除按上述公式计算作价外，再加面粉加工环节应纳的工商统一税。
3．原粮没有统购价、油品没有统销价的，应根据粮油合理流向，参照附近地区的有关品种的价格，由省、区、市粮食厅、局统一制定。
九、粮油调拨价格，一律按百市斤为单位，计算至元以下小数点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于升降等级和水分杂质而增减价（有增价和减价的，应按相抵后的差额计算），亦计算至元以下小数点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例如：大米统购价每百市斤12．36元，应增价3％，则大米定等价每百市斤为12．73［12．36元×（1＋3／100）＝12．7308元］。
十、省间粮食调拨应加的经营费用，由粮食部统一制定。一九六六年起执行的粮食经营费用如附表。
十一、省间粮油调拨使用的麻袋、铁桶、面袋的作价，按照粮食部《麻袋、铁桶、面袋等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章 粮油运输损耗和费用负担的划分
十二、省间粮油调拨发生的运输损耗，在定额损耗以内的，由收货单位负担；超过定额损耗部分和撒漏、丢包、短件等损失，由收货单位向承运部门的到站、港查明责任。如责任属于承运部门的，由收货单位负责向承运部门追赔；如责任属于发货单位的，由发货单位负担。
十三、省间粮油调拨发生的费用，按下列规定办理：
1．以“最后发货地”车船开动为分界线，在车船开动前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发货单位负担；自车船开动时起至收货单位收清止所发生的运费和其他一切费用（包括港务费等），均由收货单位负担。
应由收货单位负担的调拨运费，为了更好地促进合理运输的开展，节约运费开支，收、发货省应积极推行调拨运费定额包干的办法，按协定的固定调拨费用计算。
2．发货省因当地运力不足，需从其他地区调进车船支援完成外调任务时，其费用负担的划分：凡发货省调进的车船，为了支援从产区运往“最后发货地”在省内集并阶段使用的，车船调进费用及返还费用，均由发货单位负担。为了支援从“最后发货地”运往省外粮油任务使用的，车船调进费用及返还费用，均由收货单位负担。对于这项费用，调拨双方另有协议的，可按双方的协议办理。
十四、发货单位装车船使用的席子、草袋及附属用品的开支，按下列规定办理：
1．使用新的席子、草袋，一律按原购价作价，由收货单位负担。
2．使用旧而完整的席子、草袋一律按原购价的50％作价，由收货单位负担。
3．使用残破的席子、草袋和各种附属用品，一律不作价，由发货单位开支。
十五、发货单位必须保证将所发运的粮油铺垫、苫盖、包装妥善，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损失。如因铺垫、苫盖、包装不善，使粮油遭受损失时，应由发货单位负责。如责任属于承运部门的，应由收货单位向承运部门按有关规定索赔。

第四章 中转粮油的调拨作价
十六、省间粮油调拨，须在调拨双方省境以外改换运输工具时，应委托承运部门办理联运。如不能联运时，按两次调拨处理，由中转所在地的粮食部门（包括粮食部设立的转运站和各省在省外设立的转运站）办理中转工作。中转的粮油调拨价，以不赔不赚的原则进行作价，包括：转运站调入粮油（分具体品名）的平均进货价加应负担的运输费用和办理中转业务而发生的经营管理费用。中转地车船开动以后至收货省的运输费用由收费单位负担，不计入中转调拨价内。
十七、中转粮油调拨价，由转运站提出方案，报经省、区、市粮食厅、局（粮食部设立的转运站，由转运站所在地的省、区、粮食厅、局）审查批准后执行，并通知有关收货省、区、市粮食厅、局转知收货单位。
负责中转的粮食部门，必须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降低中转经营管理费用。
十八、中转地粮食部门应负担的运输损耗和费用，按本办法第三章的规定办理。转运站调入粮油时，视同收货单位处理；调出粮油时，视同发货单位处理。

第五章 油料返饼的作价和费用负担
十九、省间油料调拨，实行油饼返还办法的，油饼返还的调拨价，按油饼收货省“最初收货地”（指铁道沿线车站、沿河码头等）的油饼统销价作价。
二十、返还的油饼，由油饼发货省运到收货省省境以内“最初收货地”前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油饼发货单位负担；到达“最初收货地”后的一切费用（包括到站调车费、卸车费、过磅费等），均由油饼收货单位负担。

第六章 其他规定
二十一、本办法所规定的“最后发货地”，是指发货省省境内最后集中装运地，由此装上火车、轮船、木船、汽车后，可直接运出省外而在发货省省境以内不再改换运输工具的地点。由交通和铁道部门办理联运的粮油，即以联运起点为“最后发货地”。
二十二、为了鼓励发货单位选择经济路线和廉价运输工具，节约费用开支，凡有下列情况的，可作为特殊的“最后发货地”，并以此进行作价和划分费用负担。特殊的“最后发货地”的名单和流向，应由发货省、区、市粮食厅、局通知有关收货省粮食厅、局转知收货单位。
1．内地的粮油集中到交通沿线发运，如“最后发货地”有甲、乙两处，均在一条交通线上，由内地到甲地的运杂费小于由内地到乙地的运杂费，但内地到甲地加甲地到乙地的运杂费总数大于由内地到乙地的运杂费时，则内地的粮油应集中到乙地发运，并以内地作为特殊的“最后发货地”进行作价及划分费用负担。
2．内地的粮油集中到交通沿线发运，如“最后发货地”有甲乙两处，分别在两条交通线上，由内地到甲地的运杂费小于内地到乙地的运杂费，但内地加甲地到甲地到两条线交叉点的运杂费总数大于由内地到乙地加乙地到两条线交叉点的运杂费总数时，则内地的粮油应集中到乙地发运，并以内地作为特殊的“最后发货地”进行作价和划分费用负担。
二十三、本办法适用于粮食部门经营的救灾备荒种子省间调拨作价和省间粮食商业企业与国家粮油储备库之间、储备库与储备库之间的粮油调拨作价。
二十四、本办法调拨双方均应共同遵守，严格执行。在执行中，认为需要改变调拨作价办法的，必须层报粮食部批准。调拨双方因作价意见分歧，应直接联系主动协商解决。经过协商确实解决不了的，层报上级联系解决。
为了密切调拨双方关系，更好地执行调拨作价办法，调拨双方省、区、市粮食厅、局可以签订具体合同或协议下达执行。发货省、区、市粮食厅、局对分地区、分品种的价格资料，应提供给有关收货省、区、市粮食厅、局转知所属单位。按规定调整价格时，事前通知。
二十五、本办法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联合国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及存在的问题

孙倩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制订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为了保证履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这些条约设立了相关的监督机构，形成了特色的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体系。这些监督机构在近年来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机构本身的特性，它还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行改革。
关键词：国际人权公约;条约监督机构

一：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机构概况

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广泛接受表现为两种方式。首先，人权基本出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其次，人权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占重要地位。 二战中法西斯对人权的践踏使人们意识到仅靠国内法保护人权是不够的，因为制定法律的政府本身可能会成为侵犯人权的主体。战争的结局加强了人们这样一个信念：在国际上承认和保护人权，不但与国际法的目标的进步概念相符合，而且是与国际和平的基本需要相符合的。倡导人道主义、增强人权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人权国际保护制度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共识。 人权的国际保护制度主要是通过国际人权条约的制订形成的，联合国人权条约所规定的内容构成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核心。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就致力于人权条约的编纂，它的目的是使人权从道德的领域进入有拘束力的法律领域，从仅是一国内政范围内的问题到某些条件下国际社会可以对一国人权问题进行干涉。这一进程导致了国际人权法案的制订。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它虽然是个对联合国成员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文件，但它是有组织的国际社会首次通过的一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宣言，具有开创的意义，而且宣言作为国际人权法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是众多人权文件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项国际公约将《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权利，指明了国家必须采取的实施这些权利的措施，并为批准这些公约的国家设定就其为实施公约所做的努力定期报告的义务并建立了条约监督机构。在十几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大多数都设立了监督条约实施的人权机构，以受理和审议缔约国的报告、国家间的指控或个人来文、或进行国际调查等。目前,建立监督机构的人权公约有六个,即(以公约生效日期为序):《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但个别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并没有法律监督机制。此外,《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规定设立监督机制,曾由人权委员会设立三人小组,由于南非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此小组已撤销。1990年由联大通过的《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虽有监督机制,但由于迄今公约尚未生效，监督机制并未开始运做。上述六个公约监督机构与监督程序采取由独立专家组成的常设机构进行监督的方式,而不要求缔约国政府代表直接监督。各公约规定设立常设委员会，委员由各缔约国从其国民中选举产生，以个人身份当选和进行工作，不代表他们所属的国家。他们应具有崇高道义地位并在人权方面有公认的专长。委员会中应考虑使若干有法律经验的人参加。委员会的组成应考虑公平的地域分配和各种类型文化及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性。对条约的监督不仅设立常设机构,而且在各公约条款的基础上,发展成一整套具体操作的法律程序。归纳起来,公约监督机构有以下四种职能:1.审议各缔约国提交的报告;2.受理某一缔约国声称另一缔约国未履行公约规定义务的指控;3.受理个人声称因公约规定权利遭受侵犯而成为受害人的申诉;4.在发现某缔约国存在严重或系统地侵害人权的情况下,由公约监督机构委员会指派人员去该国调查。近年来，对公约监督机构的作用，学者们褒贬不一，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是愈来愈高。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否认这些监督机构多年来对人权发展所做的贡献。公约法律监督的有效性应予肯定。首先，从国际社会在政治上普遍尊重人权，缔约国在法律上承担履行公约的义务,到由监督机构多年不间断地、无例外地审议每个缔约国实施公约的报告,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情况,体现了国际上人权事业的进展。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成立后的最初15年里,举行了1091次会议,审议了85个初次报告,48个第2次定期报告和11个第3次定期报告。 1965年在第三世界的强烈要求下,联大通过了消除种族歧视公约。截止1996年9月,共有148个缔约国。在公约监督的推动下,约有半数缔约国通过了新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刑法条款。 对拖延不交报告的缔约国,公约机构采取发敦促通知、会晤有关外长、向联大报告等措施。根据经、社、文权利委员会第5次会议报告,截止1990年12月1日,有5个原始缔约国在批准公约15年后未交报告,7个缔约国10年未交报告,9个缔约国7年未交报告。联大一再通过决议,对此表示关切,敦促缔约国尽一切努力履行义务。 其次，人权法律监督与国际社会的政治监督有一定配合。政治化应予以反对,但是,适当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则是实现法律监督所不可缺少的。在缔约国国内,履行公约报告的起草和定稿,应是政府和人民接触和交流的过程,是政府说明政策和宣传政绩的机会,也是接受人民监督的途径,需要提高透明度。公约机构审议报告的会议是公开的,委员会的评语和向经社理事会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均向公众开放。缔约国政府接受评语的程度和自己对评语的说明也是公开的。人民团体、学术单位、非政府组织、报刊可随时做出自己的评价。国际上对缔约国提交报告和接受审议的反应,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外政治形象,因此会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所有缔约国在人权公约的义务面前,处于平等地位,普遍接受法律监督。再次，由于人权的本身的特点,对人权的国际法律监督,不可能像国际安全机制(如:禁止核试验、核不扩散、禁止生物、化学武器)那样,实行由官方直接出面、有强制性制裁为后盾的硬性监督措施。也不可能像国际专业机构(如:国际电讯联盟、国际民间航空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制订详细的指标和具体的技术要求。从必要性和现实性两方面看,人权公约监督在内容上要求各缔约国严格履约,同时采取独立专家审评的方式,尽量避免直接政治对抗。这是推动国际社会尊重人权和实现人权目标的现实的和有效的措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加拿大法学教授伯恩斯曾在其发表的一篇题为“点燃一支蜡烛胜于诅咒黑暗”的文章中指出:“我们认为,对国际人权监督机制有效性的任何切实估价,只能将其放到包括我们全部国际关系体系的更大范畴中来观察。这一估价还必须看到,此机制仅是可以保护人权、促进人的尊严的众多手段(国内和国际的)中的一种手段。不如此考虑问题,势必对自己的作为绘出一幅不现实的画面。” 伯恩斯教授这种从宏观角度观察,而不是理想化、绝对化地看待人权公约的法律监督,对我们也有一定参考意义。最后，国际人权公约及其法律监督,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把现代人权思想的新发展在公约中肯定下来,表达了世界人民的愿望,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人权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烙印。从人权、人权宣言到人权公约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歧始终存在,但人权公约已相继为国际社会接受。一方面,各缔约国承担了遵守公约的法律义务,将本国的国内人权情况提交公约机构审评;另一方面,以对话为主的监督形式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照顾到国际关系和缔约国的现实情况。可以说,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力图在推动国际人权合作和尊重国家主权间找出平衡点。人权公约体制的实施也是在国际监督和尊重国家主权间努力取得某种平衡的过程。

二：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学习有关联合国条约的机构及其监督机制时，笔者发现条约监督机构的职能有重叠的现象存在。这一现象的存在，会带来很多问题。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仅限于以下建立条约监督机构的六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条约监督机构职能重叠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条约规定的条款相关或相似。这些相关或相似条款在不同条约存在的其中一个后果是：缔约国需要就相关或相似权利、自由或原则问题向不同的条约监督机构报告或讨论有关问题。不同条约存在相关或相似条款也容易产生对相同问题的不一致的规定。因为当前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单一条约监督机构来监督所有人权条约的实施，难免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规定相同条款不同的机构做出不同解释或不同条约监督机构对同一问题态度或表示关切的程度不同。人权条约与其他普遍性国际条约一样，是在联合国政治机构内经过讨论产生的。人权条约中规定的权利或自由条款的一致通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状况。如果国际社会普遍对某些人权采取很“激进”态度，那么所制定的条约会很少出现对该权利的“限制性”规定。反之亦然，如果与会国代表对有关权利的内容争议很大，那么为了在有关国家间达成一致，这些权利会以相对狭义的条款加以规定。于是就会产生大量“限制性”条款。促使制定有关人权条约的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发展，也影响条约对某一权利的解释。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人权公约对人权条款规定也可能存在明示或默示的不同。但至少在草案制定时期，这些不同是不明显的。我们可以在《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找到明显不同的例子。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25条（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26条（非歧视性条款）及27条（少数人权利）等规定比其实施早十多年的《欧洲人权公约》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规定。其他的明示或默示不同规定的例子也可以在有拘束力的人权条约和不具有拘束力的人权文件中找到。这两种文件规定不一致的意义取决于有拘束力的条约产生在前还是在后。如果产生在后，问题就不大了，因为这一有拘束力的条约规定可以视为对前一个无拘束力文件规定权利的撤消或扩充。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5（1）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国籍”，即“每个人”有获得国籍的权利。而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24（3）规定：“每个儿童有权取得一个国籍”，也就是说获得国籍的权利只给予每一个儿童。《世界人权宣言》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对缔约国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所以缔约国应承担其领土范围内儿童具有国籍的义务，而不是承担使每一个人都有国籍的义务。尽管二者规定不一致，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有关“国籍”规定可视为对《世界人权宣言》相关的修正。如果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人权文件产生在后，问题就比较严重。如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中有关被拘留人与律师签订合同问题的规定，也即对被拘留人或被监禁的人权利的规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9条和14的规定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国际人权文件中同样存在默示的不一致规定。如《禁止酷刑公约》把酷刑范围限制在“疼痛或痛苦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所以禁止酷刑委员会一般无权对所有对个人的不良待遇做出评价。比如说，对中国某私立学校对学生体罚。而这些特别的问题是属于儿童权利委员会可以讨论的范围，而且儿童权利委员会可以对这些问题对缔约国提出适当的建议，可以表示对家庭内或私立学校对儿童的体罚问题的关注。人权事务委员会同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不了解《禁止酷刑公约》制定的目的，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条约监督机构都有权对上述问题表示关注而禁止酷刑委员会无类似权利。《儿童权利公约》在起草时，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在这种立法态度的影响下草案规定了一个技术性的非限制性条款，公约第41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影响更有利于实现儿童权利且可能载于下述文件中的任何规定：缔约国的法律或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法。”儿童权利委员会在解释这个特别条款时指出，为了保护儿童的权利，在必要时它可以引用其他该缔约国同样参加的条约中对有关问题做出更有利的规定的公约条款。
除了上述的不同规定外，不同的人权条约还存在大量的相关或相似规定。如《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权利的规定，《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女性儿童权利的规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对属于不同种族或团体的儿童面临歧视的规定，禁止酷刑委员会对儿童不人道待遇的关注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对强迫儿童劳动、体罚规定等等。其他类似情况有很多，对妇女权利、消除歧视和不人道待遇的规定等。不同的条约对有关问题的相似规定使得缔约国需要就相关或相似权利、自由或原则问题向不同的条约监督机构提交报告，这就加重了缔约国的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建议把不同的报告统一为一个文件或建立一个主管机构。至少在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些建议的可行性。但笔者认为如果采取要求缔约国在同一时期提交它们不同的报告并以联合国文件的形式进行公布的方式应该是可行的，这样以来，缔约国可以相互参照，因为缔约国就即定主题所做的报告都在一个文件中。同样各条约监督机构也可以对缔约国实施条约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当然，各条约监督机构保留处理其公约规定权利的权利。
其次，不同人权公约中存在大量相关和类似规定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对相关条款所涉及的问题，有关机构都可以表示关注或做出“一般性意见”，但公约监督机构之间做出的“一般性”意见往往会有某些不同，例如关于《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的实施问题，儿童权利委员会参照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但更近一步指出福利院对儿童的虐待及对儿童实施死缓的刑罚都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还特别提出禁止酷刑委员会在“一般性意见”中没有提到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不人道待遇问题。近来，儿童权利委员会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一般性意见”中没有提到的西藏和少数民族儿童在受教育上面临的歧视问题进行了关注。
再次，对公约的某些条款,各缔约国和缔约国与公约监督机构之间,有时理解不同。例如《经济、社会、文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1条均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这是各方对自决权的内涵理解不同的妥协产物。有人主张,自决权指摆脱外国统治的民族自决权。另一些人主张是,这是各国人民肯定或否定现行制度的权利。还有人认为,各国人民有不受干涉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权利。再者，由于自决方式公约未予以规定，所以，分歧在所难免。《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第4条规定，,应谴责种族歧视的一切宣传和所有组织。意大利等国声称,对此条款的解释不得影响其他人权的享有。希腊、阿富汗等国认为,要求缔约国报告本国的民族情况本身便是歧视。一些国家实行伊斯兰法律,也有国家按天主教教规处理婚姻问题。它们强调公约中宗教自由条款,而公约机构认为这不符合公约总的规定。 有的公约规定,为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某些权利会受到限制，而对什么样的限制才是符合公约要求的为了国家和公共安全，存在分歧。如何合理掌握,常引起争议。
最后，不少小国对其参加各公约都要提供详细报告,在国力上有实际困难。而且各公约监督机构的要求也常有重叠之处，给缔约国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另外，委员会仅作评语,法律约束力不够,应加强力度,可正式批评某缔约国未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甚至可像欧洲区域人权组织那样,设立国际人权法庭。因为可受理“个人来文”的委员会对“个人来文”做出的只能是“意见”而不是“判决”对有关缔约国没有约束力，如果有关缔约国不遵守这些决定，那么个人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护。有些委员主张,委员会应该不仅可以与缔约国政府对话,还应可以越过政府,直接与人民对话。这些意见因同公约规定不符,未被采纳。在公约的履行过程中，有些缔约国认为,公约的实施总是要不同程度地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国情。条约监督委员会中一些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各条约监督委员会委员虽以个人身份工作,不代表本国政府,但实际上是难以完全摆脱本国的影响,仍有一定政治倾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委员会中立的立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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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范国祥：“国际人权公约的法律监督”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3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