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3〕45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关于2003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50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进一步巩固我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坚决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把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落实到位

　　2002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从根本上治理农村“三乱”的一项重大决策。各地各部门要按《通知》要求,把抓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落实、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当前的重点是,严格按照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搞好专题试点,建立健全制度,完善相关政策,推进配套改革,坚决做到“村村减负,户户受益”,切实做到“三个确保”,把农村税费改革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二、认真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

　　按照《通知》要求,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重新审核,取消不合理、过时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农委对现行的全省性及省直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清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于2003年8月31日前报省政府审定。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对本区域内现行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清理并提出初审意见,于2003年8月31日前报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清理收费项目要认真执行《通知》规定的“四个一律取消”和有关政策。凡属“四个一律取消”范围的项目,无论出在哪一级,必须坚决取消。对取消和降低收费标准的项目予以公告施行;对清理后应予保留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省物价局会同省财政厅、省农委等有关部门重新核定收费标准,并联合发文公布,各市州、县(市、区)、乡镇物价、财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要与有关部门联合向农民进行公示。

　　三、完善落实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制度

　　要继续坚持农民负担监测、信访举报、检查监督、案件查处、监督卡、文件项目审核、专项审计、公示制、责任追究、考核管理等各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4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工作。(一)进一步完善农民负担监测制度。农民负担监测信息是正确判断农村形势和研究制定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在继续承担和办好全国农民负担监测点的同时,今年要结合实际建立和完善本级的监测网点,逐步形成全省性的农民负担监测体系。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新形势,制定科学的监测方案,改革监测报表制度,调整监测对象,完善监测手段,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监测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按照农业部《关于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农经发〔2003〕7号)要求,各级监测经费,根据职能任务由本级财政预算解决。(二)严格执行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小学和初中实行“一费制”,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或拒不执行。应逐步扩大“一费制”的实施范围,让更多的农民受益,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具体办法。(三)把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落到实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义向乡村基层组织、学校或向农民、学生摊派报刊征订费用。乡村基层组织、学校也不得替农民、学生代订报刊,不得代扣代缴订阅费用。严禁将农村订阅报刊费用转嫁给农民或学生。村级订阅报刊费用不得超过省规定的限额标准,凡是超过的由责任人承担订阅费用,并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四)严格执行违反农民负担政策责任追究制。省监察厅、省农委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02〕19号)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尽快制定实施细则。要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事)件,对涉及农民负担的一般性违纪违规行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查处。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监察机关要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认真做好案件的报告、定性、处理和通报等工作。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要根据调查、检查和考核结果,向本级或下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要加大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责任追究力度,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责任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不搞下不为例。

　　四、进一步强化农民负担监督检查

　　要进一步加大农民负担监督检查力度。重点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中不合理收费和搭车收费、农民建房乱收费、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农民进城务工乱收费的专项治理工作,对“四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要改进检查方式,把明察与暗访结合起来,把检查与处理结合起来,努力提高检查效果。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做好年中和年底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检查,并将年中检查结果于2003年8月31日前报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和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将在8月和12月联合开展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检查。

　　五、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领导

　　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央规定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必须继续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制度。各地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担任农民负担监督领导小组组长,研究部署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及时解决加重农民负担的各种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已有的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各级农业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和监督管理作用,监察(纠风)部门要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事)件,财政部门要严格管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物价部门要强化农村价格管理,法制部门要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法规的健全和完善工作,教育部门要做好农村中小学收费管理工作。

　　二○○三年八月二日


又见“情法抉择”

杨涛


近日，某报载＜＜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一文，讲述了广西某县检察院干警顾某不徇私情、毅然接受检察长的重托，亲自担纲将情同手足的“义兄”??涉嫌行贿的李某捉拿归案，并亲自说服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感人事迹。文中介绍检察长知道顾某和李某的关系很“铁”，但仍对他充满信任，要其以大局为重，割舍亲情和友情。而顾某对于恩人、情同手足的义兄也在接到任务时，大脑似乎要涨裂，想到为抓捕义兄，“义兄对自己从不设防，而自己却要设局套他，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在焦虑和痛苦伴随的一个多星期里，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的心一直在滴血。”而李某也在起初怒骂其忘恩负义：“大义灭亲灭到我头上来了”，但终于被顾的真情感动交代了问题。该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笔者也深为该检察官的高尚道德与执着的敬业精神所折服。不过，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却不满足于此，笔者想追问的是：法律是否要我们每个司法人员必须去作出这种痛苦的情法抉择呢？
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都是法律的价值，对于诸多价值，立法与司法者在一定情势下当然有所偏重，但决非可以为某一价值完全将其他价值抛弃。法律最终是要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不应当强迫一个人去违背伦理的事情，不应当让一个人去违背人性而忍受痛苦的煎熬。为了某一价值的实现无限度的侵犯其他价值的实现，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那不是一个良法。如果说法律要实现安全的价值??追诉犯罪的需要，强迫人人互相揭发，不须考虑亲情，无须遵守职业秘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将荡然无存，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这样的法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恐怖。所以，国外的诉讼活动中，亲属之间与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有作证特权，即使这种特权会带来查明真相的困难及在个案中不能实现正义，但为了维护更重要的利益??每个公民的法律安全与人与人之间信任为基础的秩序，他们也必须忍受这种非正义。我们国家正在起草的有关证据立法，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应体现这种精神。
其实，在刑事诉讼中，至少是职业上出现的情法抉择是违背程序正义的原理。一个案件是否公正不仅仅看其实体是否公正，也要看其程序上是否公正，因为事实上程序是否公正才是真正的看的见的正义。程序除了有为保证实体公正实现的工具价值外，还有尊重人性、消弥不满的内在价值，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的案件的审理，很难保证其能公正处理，退一步讲，即使他本人有高尚的情操，但旁人却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再退一步讲，上述两种情形都不存在，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许还会这么想：也许他为了自己的大义灭亲的荣誉，亲自参与案件对我狠下毒手。（借用鲁迅先生一句话：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推测人。但在逻辑上我们无法否定其成立）在我看来，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为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事实上避免司法官做出违背伦理的尴尬，尊重司法官的人性。
其实就是在我国现行法律层面上讲，也是力图避免司法人员在职业上作出的情法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我们通常是从是否会影响公正处理案件角度（事实上我在想即使用公正为标准，那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此时会对当事人更有利就是不公正，更不利不也是一种不公正吗？）来理解回避制度，从典型的实用主义角度理解回避制度，一旦案件需要，为有效打击犯罪，或满足某种道德、舆论、宣传等诉求。领导便加备信任，甚至委以重任，认为只要不影响公正（司法者自己或领导的角度），便要求司法人员去大义灭亲，割舍亲情，亲自披挂上阵，甚至认为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认为此时他们更能公正执法。个别司法人员在道德的或职业的荣耀感指引下，甚至主动请战。然而他们忘了回避也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完全有理由去拒绝这样的“大义灭亲”、他们也忘了这其实是让我们的司法人员去忍受心灵的扭曲，以失去亲人的信任为代价，进而失去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而这时要求回避也完全是每个司法人员的正当权利。
追根溯源，我想这里实际上也蕴含了一种观念问题，即司法机关包括全社会如何看待的司法人员问题，如果是当成工具，那无疑是要大义灭亲、割舍亲情，如果认为其是有独立尊严的有主体地位的人，那显然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强迫他们做违背人性的事情。这里也蕴含着普通人的道德与司法职业道德冲突的问题，也许依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一般人的大义灭亲、割舍亲情是为社会所鼓励，司法职业道德却不简单等同于普通人的道德，你能鼓励律师去揭发他的当事人吗？司法人员当然不能介入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我们要正视司法职业道德的独特性，不能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代替司法职业道德的标准。
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只要求司法人员处于中立地位，法律要求他们的是在涉及自身或亲属或有其他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应回避并不能以任何影响干扰案件的处理。但法律不是违背伦理或人性的无情东西，法律不能在维护一种价值时毫无理性地粗暴践踏另一种价值，家庭、亲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毕竟是每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法律不会也不能将司法人员推到情与法抉择的悬崖，因为我们的司法人员是人不是神更不是工具。但愿我们的司法人员在职业中少些情法抉择，我想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最低底线。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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