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药品来源渠道举证责任分配
洪克文
案例一：A县药品监管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甲药店销售的达美康等十种药品未建立购销记录，也没有任何购销发票或随货联等票据。立案后，该局向甲药店发出《限期提供药品来源渠道证据材料通知书》，甲药店一直拒绝提供。
案例二：A县药品监管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乙药店销售的赛特赞等五种药品未建立购销记录，也没有购销发票或随货联等票据。立案后，该局向乙药店发出《限期提供药品来源渠道证据材料通知书》，乙药店提交了一份由丙医药公司出具的销货清单(非税务发票，无丙医药公司的盖章)来证明其药品的来源渠道。
对甲乙两药店行为该如何处理，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将两药店均认定为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批发)购进的药品(以下简称为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依照《药品管理法》第八十条规定进行处罚；二是A县药品监管局在没有进一步取得确凿证据，即未查清从何企业或个人购进事实之前，不能按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行为进行处罚；三是对甲药店的行为认定为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按《药品管理法》第八十条规定进行处罚；而对乙药店，则应当在向丙医药公司核查真伪后再做决定。

之所以产生上述分歧，主要是因为执法人员对药品购销来源渠道事实证明责任理解得不一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药品是否从合法渠道购进，药店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或拒绝证明药品来源于合法渠道，那就应认定为从非法渠道购进。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药品监管局要认定药店行为违法，必须主动地去收集充分的证据，即查清涉案药品是从什么不具备药品批发资格的企业或个人购进的事实，否则违反了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的原则。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在行政程序中，甲乙药店都负有证明购进药品来源渠道的义务，甲药店拒绝提供和说明药品来源的行为属对证据妨碍的行为，应推定其从非法渠道购进；而乙药店尽管提供了一份不规范的药品购货清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已履行了证明责任，A县药品监管局应据此深入调查核实后再做决定。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一、现行法律法规未免除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根据这一规定，有的人认为，行政机关对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虽然这一规定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中，但行政处罚都是以行政诉讼结果的预期为最终评价标准的，因此也同样适用于行政处罚程序中。但笔者认为，仅仅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就认为行政机关负完全举证责任，未免太过于偏颇了。 行政行为可分为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指导、行政处罚等，行政相对人在面临不同行政行为中担负着不同的证明责任。例如，在药品经营行政许可中，行政相对人在提出申请时要同时提供其符合开办药品经营企业条件的相应证据。在行政确认行政行为中，行政相对人要提供某种事实或某项权利客观存在的证据。即使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也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也明确规定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承担举证责任的四种情形。因此，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而盲目主张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完全不负举证责任的观点，应值得商榷。
二、药店负有证明药品来源渠道的法定义务。药品是特殊商品，为保证药品来源的合法性和质量可追溯性，《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必须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必须包括购销单位、生产厂商、批号等内容。《药品管理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经营企业经营药品的事项享有监督检查权，药品经营企业不得拒绝和隐瞒。实践中，部分药品经营企业在购进药品后，未能依法建立完整的购销记录，甚至是不建立购销记录。尽管《药品管理法》对这一违法行为未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但药品经营企业在涉嫌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案件调查过程中，仍应继续履行药品来源渠道的证明和说明义务。从现实查处的案件中表明，药品经营企业拒绝或故意隐瞒药品来源渠道的，其背后均存在着违法行为和获取非法利益的事实。由于药店对自己购进的药品不予说明或故意隐瞒，致使真实的来源渠道无法确定的，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除了从法律上确认行政相对人应负证明药品来源渠道的法定义务外，在证明能力和便利程度上，行政相对人在此方面的能力和便利程度也远远高于药品监管部门。行政相对人对自身药品的真实来源渠道最为清楚，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或说明药品来源渠道仅仅是举手之劳。反之，如果让药品监管部门在毫无迹象和线索的情况下去查找药品的来源渠道，不但不现实，而且有背行政效率原则，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无疑是让违法者逃避了法律责任，保护了既得非法利益。这一结果的产生，严重背离了《药品管理法》的立法精神，也违背了“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基本法理。
三、证明标准。药品经营企业有证明和说明药品来源渠道的义务，那么其证明的可信赖程度应达到什么标准？法律无明确规定。目前，一些药品购销企业之间的购销行为还不是很规范，例如，存在先销药后开单或先销药后补单的情况，有的销售清单中还遗漏药品批号等。笔者认为，在要求药品经营企业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时，应考虑当前药品购销行为的实际，具体案情具体处理，不能要求太高，更不能“一刀切”。 (如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完整规范，未达到事实确信的要求，就直接认定为药品来源渠道非法)。只要行政相对人提供相应的药品购销的记录或能说明来源渠道的书面凭证，便可视为履行了举证责任，对该购进渠道是否真实合法，药监部门应予以核查。虽然行政相对人在此类案件中负有证明义务，但药品监管部门并不能因此免除或改变“先取证，后裁决”义务,而仍应负主要证明责任。药品监管部门在接收到相关证据材料或线索后，应进一步调查核实。案例二中，A县药品监管局对乙药店提供的销货票据上销售事实应向丙医药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如果销售情况属实(为避免乙药店和丙医药公司串通造假，应要求丙医药公司同时提供药品销售发票、出库单、随货联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那么应认可乙药店赛特赞等五种药品来源渠道的合法性。如果调查核实后未能证实，那么应按《药品管理法》第八十条规定进行处罚。对在药品购销中不开具、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行为，根据国家局《关于规范药品购销活动中票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食药监安[2009]283号 ）规定，可依照《药品管理法》第79条或《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30条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对甲药店的行为，笔者认为，可参照《刑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理方式,推定达美康等十种药品系从非法渠道购进的事实。为充分尊重客观事实，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对这种违法事实推定结果在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前属可反驳的推定，既在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前有证据证明药品从合法渠道购进，A县药品监管局应在对新证据调查核实后再做决定。在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后(行政程序已结束)，除非有正当理由，即使甲药店提供了新的证据材料或线索，A县药品监管局可不予核实采纳，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这样不但可以避免行政相对人搞证据突袭，而且有利于保障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中国 土耳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以下称“缔约方”）
　　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特别是缔约一方国民和公司到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
　　认识到就投资待遇所达成的协议将会激励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促进缔约双方经济发展；
　　同意为了维持稳定的投资环境及最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投资将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
　　决定达成一项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一、在本协定内：
　　（一）“公司”系指根据缔约一方适用的法律和法规适当设立、组成或以其他方式组织的任何法律实体，包括企业、公司、商业社团或其他组织。
　　（二）“国民”系指依照缔约一方法律具有其国籍的自然人。
　　（三）“投资”系指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作为投资的各种资产，包括股权、请求权、服务以及投资合同项下的权利，还包括：
　　１．有形和无形财产包括各种权利，如抵押权、留置权和质权；
　　２．公司或股份或公司中其他权益或财产权益；
　　３．金钱请求权或与投资有关的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４．工业产权，包括版权、专利、商标、商名、工业设计、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和商誉；
　　５．根据法律或合同授予的权利，依法取得的许可证和许可以及勘探、开采或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６．收益的再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发生的本金和利息支付款项的再投资。
　　（四）“收益”系指由投资产生的或与投资有关的款项，包括利润、股息、资本利得、提成费、管理费、技术援助费或其他费用和以实物进行的支付。
　　二、任何作为投资或再投资的资产形式的改变，都不应影响其作为投资的性质。

　　第二条　投资待遇
　　一、缔约双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允许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在相同情况下享受不低于给予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的待遇。
　　二、投资一旦设立，缔约一方给予此种投资的待遇在相同情况下，不应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投资的待遇。
　　三、应允许依照缔约一方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合法设立并拥有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投资的公司自行聘请管理和技术人员，而不论其国籍如何。
　　四、缔约双方应公开有关或影响投资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
　　五、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将因其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成员产生的给予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特权而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

　　第三条　征收
　　一、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征收、国有化或采取效果相类似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措施是在缔约一方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为公共利益而采取的，
　　（二）措施是非歧视性的。
　　二、补偿应相当于征收之时或征收为公众所知之时，以早者为准，被征收投资的合理市场价值。补偿的支付应能有效兑现，自由转移和不迟延地进行。如迟延支付补偿，该国民或公司应获得无故迟延支付期间的利息。
　　三、应国民或公司的请求，补偿款额可由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庭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机构重新估价。
　　四、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投资因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国家紧急状态、叛乱、暴动或骚乱而遭受损失，缔约后者一方如采取补偿或其他措施，其给予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第四条　汇回
　　一、缔约双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允许转移下列与投资有关的款项出入其领土：
　　（一）收益；
　　（二）全部或部分投资的销售或清算所得款项；
　　（三）第一条第三款中规定的投资方面的所有其他款项。
　　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转移应以投资所进行的可兑换货币或者国民或公司同意的任何可兑换货币不迟延地按转移之日的汇率进行。

　　第五条　代位
　　如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根据法律设立的体制就非商业风险进行了保险，缔约另一方应承认保险人根据保险条款对该国民或公司权利的代位。
　　除该国民或公司本应有权行使的权利外，保险人无权行使其他权利。
　　缔约一方和保险人的争议应按照本协定第七条的规定解决。

　　第六条　磋商
　　缔约双方同意，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及时进行磋商以解决有关本协定的任何争议或讨论有关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事项。

　　第七条　投资争议
　　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关于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投资的争议应按下述办法解决：
　　（一）争议当事人应首先在诚信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努力解决争议。如果协调或谈判不成，可通过该国民或公司与缔约一方相互同意的不具有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解决争议。如果上述程序不能解决争议，有关的国民或公司可将争议提交该缔约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二）如涉及第三条所述的征收或国有化产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未获得解决，争议当事人可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ＣＩＴＲＡＬ）仲裁规则解决争议。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的其他争议，可根据作为争议当事人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提交上述国际仲裁庭。如有关国民或公司已诉诸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法院，则本款规定不适用。
　　（三）如缔约双方都成为一九六五年《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成员国，争议可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成为公约成员国时的条件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解决。

　　第八条　缔约双方间的争议
　　一、缔约双方应在诚信的基础上，以合作的态度迅速公正地解决双方之间有关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争议。为此，缔约双方同意进行直接和积极的谈判以求争议的解决。若谈判不成，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议提交仲裁庭，根据缔约双方接受的国际法的适用规则，作出有拘束力的裁决。
　　二、在收到要求的两个月内，缔约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举一名第三国国民的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如果在规定的时间，缔约一方未能任命仲裁员，缔约另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作出任命。
　　三、仲裁庭在推举首席仲裁员之日起三个月内，商定与本协定其他规定相一致的程序规则。如果未达成一致意见，仲裁庭应请求国际法院院长参照普遍承认的国际仲裁程序规则指定程序规则。
　　四、仲裁庭在确定请求仲裁缔约一方为解决争议已努力进行了直接的和积极的谈判后，应对此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裁定。
　　五、仲裁庭应自听证闭会的两个月内以多数票作出裁决。裁决是终局的并具有拘束力。
　　六、首席仲裁员，其他仲裁员的费用和其他诉讼费用应由缔约双方平均分担，然而，仲裁庭可以自行决定由缔约其中一方负担较多费用。

　　第九条　妨碍
　　本协定不得妨碍缔约任何一方对投资的设立规定特殊手续，但这种手续，不得损害本协定所规定的任何权利的实质。

　　第十条　税收
　　在税收政策方面，缔约一方应在投资协议中努力给予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公正与公平的待遇。

　　第十一条　生效、有效期和终止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均收到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后生效。有效期十年。除非根据本条第二款终止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本协定应适用于一九七一年以后进行的投资。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在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时，或在期满后的任何时间终止本协定，但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三、缔约双方可通过书面协议修改本协定。修改应在缔约一方通知缔约另一方其已完成修改所需的国内手续后生效。
　　四、对于在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或取得的投资，本协定其他条款的规定自协定终止之日起继续有效十年。
　　由双方全权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０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土耳其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如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土耳其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郑拓彬　　　　　　　　　　　　　　　　　卡姆兰·伊南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