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兵无法阻止送礼者的步伐

杨涛

今年春节前夕，到国家发改委送礼的人吃了闭门羹。据知情人介绍，春节前夕，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规定，严禁送礼者踏进大门，甚至连鲜花和邮票等小物件也被包括在禁送礼品之列。“禁礼令”下达后，只要是拎包提袋来国家发改委的客人，都会经过门口卫兵的“盘查”，如果被确认带着礼品，就会被礼貌地阻止进入，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能出来领取。（《北京青年报》2月6日）
从报道来看，国家发改委的“禁礼令”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些想送礼的人想直接送礼到发改委无法再送进去，而有心收礼的发改委工作人员也无法直接坐在办公室收礼了，这对于改善国家机关的形象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过，仅仅如此，恐怕根本无法阻止送礼者的步伐，充其量顶多是加大了送礼者的成本而已。送礼者完全可以到收礼者的家中，或约收礼者到某个特定的地方进行送礼，有心送礼者遇到有心收礼者，这礼还是能送得出。
因此，笔者建议，卫兵们不妨将送礼者的礼品留下，登记名字，再看看在“禁礼令”公布后，还有那个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再收受这个礼品。将这些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公之于众，想必送礼者和收礼者都要三思而后行，送礼者也会对发改委的大门退避三舍了。
不过，即使是采取了这一建议，我认为还是治标不治本之计。我惊诧于报道中所提及的：“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甚至更多的人被拦在门外”。这说明了以往在发改委，工作人员收取他人馈赠礼品和他人到发改委来送礼品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就是公然到部委的办公地点来送礼。发改委是如此，其他有实权的部委会有区别吗？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些送礼者敢于在办公地点送，礼品可能价值就是几百、几千元而已。但这种现象在西方一些法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新加坡的公务员那怕是收几百元的礼品也是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敢收礼品，更不用说在办公地点收受礼品了。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这一习俗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行使公权力的公务员来说，却是有所限制的。公务员不宜收受亲属以外的其他的人的礼品，特别是有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的人的礼品。也许这些礼品价值小，根本不够犯罪数额，但它的杀伤力有时却是巨大的，可能有时办事就念在这送礼者的所谓情谊上就作出徇私的举措。事实上，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送礼者要么是有业务联系的一些单位与个人，要么是下属机关，他们太多是心有所图，礼品不过是为他们今后方便办事的“润滑剂”而已！
因此，在我看来，比礼貌地阻止送礼者进入发改委更重要的是，要反思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在国家机关门口送礼者聚集的现象。而这是卫兵的阻止无法解决的，当然也不是国家发改委一家所能解决的！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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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涉外经济法》

朱奇武
编者按：

本文作者为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这篇评论，是作者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作者1995年6月20日完成本文，1995年6月23日因病逝世）。今天，本刊发表朱奇武先生的这篇绝笔之作以?怀念。
我很高兴获悉深圳大学副教授沈木珠同志出版了她38万字的著作--《中国涉外经济法》，这在研究中外经济关系方面又增加了一支强劲的生力军
。我在拜读之余，谨写几点意见，作为评议，以资鼓励和互勉。

首先，我感觉在近十年之内，沈木珠同志撰写和出版了五部书：《中国涉外经济法概论》、《海商法新论》、《中国对外贸易法律》、《涉外经济法理论与实务》和《中国涉外经济法》，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可谓硕果累累，充分说明她在科研、教学战线上，不辞劳苦，奋力拼搏，这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深圳，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只有在涉外经济如此发达的深圳，才能促使作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

其次，木珠同志抓住中外关系中最重要的规律，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与时代同步前进。这就是说，她在当前中外经济大循环中，抓住最关键的环节--中国涉外经济法，在科研、教学战线上默默耕耘，获得惊人的成就。一般来说，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的重点已从政治、外交逐渐转到经济、贸易方面来，所以，我们加强了国际经济和涉外经济法的研究。不过，国际经济法和涉外经济法虽然紧密相连，但有重要区别，它们虽然都以不同的国籍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作为主体，它们都调整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它们都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但是，它们的性质、法律地位，以及发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一，中国涉外经济调整的是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而不是一般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属于国内法性质。其二，中国涉外经济法适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法、中国涉外投资法，以及因参加和承认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而不是一般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其三，中国涉外经济法的宗旨和目的是保证和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与国际经济法是不大相同的。就以近几年来发生的中外经济关系的问题来说，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中美谈判和达成知识产权的协议，中国要求复关和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等，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涉外经济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是多么不够，多么薄弱！

再次，木珠同志在她的著作中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涉外经济法，这包括着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国对外贸易法、中国涉外投资企业法、中国涉外技术转让法、中国涉外货物运输、保险法、海关法、商检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涉外经济仲裁法及诉讼等，可以说，在中国涉外经济法的领域中，应有者尽有，且论述令人折服。即使在目录上没有的特区经济法，但实际上在讲全国性的法律制度中和有关章节中，都结合着讲到了；同样在目录上没有的商品检验法，她在讲对外贸易法中也结合着作了介绍。中国涉外经济法的性质和范围非常广泛而复杂，没有一个庞大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不仅不能把所有的重要内容包罗进去，而且要贯彻执行，付诸实施，就难乎为技了。比如办理进出口贸易而不懂运输保险，就不能把货物装运船上，送给买主；如果不懂外汇，也不能支付货款，清算债务。木珠同志著作的体系独具特色，
不仅系统、完整，而且轻重分明、详略得当。

第四，木珠同志在她的著作中发挥了精心研究，大胆阐述自己独立见解的特点。大家知道，本来写一本科学著作己属不易，而要在科学著作当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创新以贡献宝贵的意见，则尤为困难。现在学术界往往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混淆不清。木珠同志讲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但是，她特别指出涉外经济法是与国际经济法不同的，它们调整的对象不同，它们的主体不完全相同，它们的法律性质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等等。这种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坚持正确论断，不仅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且需要坚强的毅力和巨大的勇气。如关于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违约责任问题，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是，她指出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该包括利润损失在内。

此外，木珠同志在她的著作中不但讲述了中国涉外经济法的各种法律制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了中国涉外经济法的许多实践情况，提出政策指导法律、法律规定实践的论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积极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尽力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管理经验。198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030亿美元，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占第16位；199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在1357亿美元，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占第12位；1992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656亿美元，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占第11位。这其中，涉外经济法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中国涉外经济法》一书，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中国涉外经济法的各种法制，内容充实，材料丰富，结构严谨，表述清楚，文字通畅，无疑是一本优秀的涉外经济法教科书，可以推荐为高等学校的统用教材。
1995年6月20日
（1997年7月23日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