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了30年的权利能否回归？

叶晓春 厦门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怨起残墙边

2004年冬的一天，太阳暖暖地照着。一座古碉堡下的西侧，叶雨洋 正与其女婿忙着砌一堵砖墙——他要在这里围一个小棚子养鸡鸭。路边几个邻居悠闲地谈论着。现在，他们正沿着这座古碉堡的墙边叠砖块，砖墙慢慢成形了。突然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叶再国，匆匆来到他们跟前，不容分说，一脚踢开了沿碉堡墙边堆砌的那堵墙，并且凶狠地说：“这是我的碉堡，必须退到滴水位以外。” 叶雨洋懵了，“这是你的碉堡。我爸不是说是借你用的吗？”“我已经用了超过30年了，根据法律，已经是我的了。”路边围了很多人。考虑到对方已经上了年纪，并且性子很急，叶雨洋决定不直接与其理论，而寻求其他解决途径。同时他退到滴水位外砌好了这个养鸡鸭的小棚子。
明明是自己父亲的东西，怎么一借就借没了？叶雨洋不服。但他父亲说家里的房产证早年就遗失了。怎么办？拿不出房产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叶雨洋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他房产产权登记的档案最具有权威。于是，他通过犀溪村委会委托犀溪国土资源所到县财政局摘录了他父亲1951年土改时土地房产所有权档案。没过几天，犀溪国土资源所给犀溪村委会发回的函送到了叶雨洋手上。这份函的第二项白纸黑字地写着：地目：碉堡；坐落土名：犀溪。四至：东至墙；西至田；南至田；北至路。对于对方的无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无赖的想法，能够接受吗？这碉堡能变成是他的吗？叶雨洋一家想不通，决定通过正常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51年，土地革命在被称为福建的西伯利亚的寿宁县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叶再域被评为地主，作为对他的处罚，他的房屋被没收了一间。政府并没有把地主一棍子打死，在处理叶再域的同时，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保护了他的合法权益，即把除了被没收的一间房屋外的其他财产重新确权给了他，使他能够正常地进行生产和生活，能够更好地接受改造。
时间飞快，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日历翻到了1975年冬。基于当时叶再国的母亲无处居住，加上两家当时同住一个屋檐下，于是就答应将碉堡借她暂时居住。9年之后，其母去世。之后，叶再国又将松木料堆放在碉堡内，直到2004年冬双方发生纠纷。这么多年来，鉴于是堂兄弟关系，加上自己也不急着使用，叶再域一直都没有让他返还，双方也没有因该碉堡发生过纠纷。
叶雨洋想：也许是他父亲太善良了，才会把自己的东西出借这么长时间；也许是对方太懂法律了，他认为已经超过了叶再域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了。所以他“忘”了是他借了他人的东西。但是，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伦理道德上来讲，借了东西好像不能不还吧。中国不是有俗语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吗？“借的”这段历史怎么能忘了呢？也许是贪欲作怪吧。

走上维权路

既然没办法“私了”，叶再域父子决定通过正常途径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讨个说法。基于叶再域已经80多岁了，叶雨洋受其父亲的委托全权处理这件事情。
（一） 村委会的无奈
叶雨洋首先想到了村委会。他真心希望能在村委会的主持下得以解决。犀溪村委会于2005年3月10日晚召集双方相关人等进行了调解。当时村委会的观点是：碉堡权属归叶再域，但是由于对方管理了这么多年，应该给予适当补偿。叶雨洋考虑到尽早解决问题，表示同意。整个调解过程中，叶再国一言不发。当问及他是否同意时，他对着叶雨洋说：“想要回碉堡？你起诉我好了！”调解就此为止。
（二） 别无的选择
村委会调解不成后，叶雨洋又好几次找上叶再国，但他避而不见。他的儿子提出了这样的条件：碉堡有我爸的一半，你就给他一半所有权的补偿得了。“先前说整个碉堡是他的，现在怎么只剩一半所有权了？明明是自己父亲出借的东西，为什么归还却要以补偿为条件？既然你让我告，我也不再求你了，”叶雨洋想着。他实在是不想走诉讼这条路，毕竟诉讼是费时费神又费力的事，但他别无选择啊。于是叶雨洋准备了诉状和相关证据，并于2005年4月12日向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诉状的基本内容如下：寿宁县犀溪乡犀溪村锦山片后楼仓有一碉堡建于解放前。1951年土改时原告被认定为地主，政府将该碉堡分配给原告叶再域使用。1975年冬，被告叶再国之母王某某无处居住，原告之妻答应将碉堡借她暂住。1984年王某某过世后，被告叶再国又将松木料堆放在碉堡内。2004年冬，原告叶再域之子叶雨洋在碉堡西侧围墙养鸡鸭，被告叶再国凶狠地踢开围墙，称该碉堡是被告所有。该碉堡由政府确权给原告叶再域使用，至今其合法权利未发生转移，权属应属于原告。该碉堡是借给被告叶再国使用的，原告有权随时收回。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及时返还碉堡并承担诉讼费用。
（三） 一审法院对“借而不还”说不
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05年4月13日依法受理了该案并于同年5月10日上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后因该案案情复杂，转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6月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对对方的证据都提出异议。最后，经过认真的法庭调查和质证，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审核认定如下：原告叶再域提供的寿宁县国土资源局介绍信复印件 ，犀溪村委会权属证明的复印件 ，叶兴辉及叶家明等四人的证明 ，原告自行记录的叶家尧、叶承炮的口述证明 ，被告提出异议，且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犀溪村委会的声明与犀溪村委会出具给原告的权属证明相互矛盾，不予认定。叶诚实等9人的证明，原告提出异议且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 。本院向寿宁县财政局调查的土地清册中关于碉堡的权属证据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且该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特点，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供的犀溪乡土地所给犀溪村委的函与本院调取的证据内容一致，予以认定。两份证据一致证实讼争碉堡已于1951年确权登记给原告叶再域。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讼争碉堡于1951年土地清册中登记为原告叶再域所有，权属清楚。虽然被告使用碉堡多年，但被告不能因此而取得所有权。被告使用该碉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且双方以往从没有发生过纠纷，因此被告使用该碉堡应认定为借用，原告有权随时收回。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现原告主张收回碉堡，被告应予返还。于是，寿宁县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民法通则》第75条第2款，第117条第1款的规定，作出了如下判决：
一、座落于寿宁县犀溪乡犀溪村锦山的碉堡属原告所有。
二、被告叶某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将讼争碉堡返还原告叶某某。
案件受理费300元，其他费用300元由被告叶再国承担。

“艰难”的判决

（一） 一审被告的上诉
一审被告叶再国不服一审判决，于2005年7月16日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于二审开庭时提交了所谓的新的证据。这份证据是上诉人叶再国委托律师摘录的。该证据摘自二审被上诉人叶再域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档案（1952年造的册），但这份档案没有对本案诉争的碉堡进行记载。上诉人的意思是，现在我不想主张碉堡的所有权了，既然这份档案里面没有碉堡的记载，你被上诉人也别想得到该碉堡的所有权。
（二） “艰难”的判决
自二审上诉人2005年7月16日提交上诉状到现在已经近4个月了，超过了正常审限。民诉法第159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本案事实如此清楚明白，证据的审核认定也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二审法院为什么要超过正常审限而至今未能下判决？是真的有“特殊情况”还是法院有什么难言之隐？

尘封了30年的权利能否回归？

二审的焦点是：二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被上诉人51年土地清册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的证明力的认定问题。
真正从法律上来看该如何认定？那二审法院又将会如何认定？下面是笔者关于两份土地房产原始档案及该案的两份证据的证明力和相关问题的分析 。
（一） 关于两份原始档案法律性质的分析
1．二审被上诉人叶再域1951年土地清册的认定问题。
二审被上诉人叶再域1951年土地清册是51年土改时人民政府对被上诉人财产的重新确权。1）土改时被上诉人被认定为地主.作为处罚，他的房屋被没收一间(土地清册有明确记载)；2）人民政府在处罚了之后,为了让已经被改造了的被上诉人能够正常的进行生产和生活又依法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即把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即本案涉及的碉堡及其它财产以合法的形式即土地清册登记的形式确定下来。所以说，碉堡的权属是51年土改的直接成果。到目前为止，国家立法机关与最高院并没有废止土改时政府对公民财产确权的效力，也就是说，51年的土地清册还具有其应有的法律效力。
2．二审被上诉人叶再域1952土地房产档案的认定问题。
1）．二审被上诉人叶再域1952年土地房产档案只是对土改时重新确权后的财产进行登记造册的记录。51年土地清册才是二审被上诉人合法财产的原始记载。二者是本源与派生的关系，没有51年土地清册，就没有52年的重新造册。
2）。至于，二审被上诉人叶再域1952土地房产档案为什么没有碉堡的记载，我们可以这样看：该档案是1952年造册的。在1951年土改时已经重新确权的前提下，如果该碉堡的所有权有变更的话，应该在这两份证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这两份证据都没有该碉堡变更的相关记载。我国的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变更必须到有权机关进行登记，否则不动产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所以，在碉堡所有权没有合法转移的前提下，1952年对二审被上诉人财产重新登记造册时遗漏对碉堡的登记才是合理的推论。而遗漏登记并不能发生碉堡所有权丧失的效力。 综合1）和2）可以推出：51年土地清册是认定本案诉争碉堡所有权归属的依据。
（二）关于两份证据的证明力的认定问题
“公众人物忍受义务”的宪法解读

杨士林


据《法制日报》12月19日报道，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起诉名誉侵权一案，已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判决理由部分，简摘如下：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对上述判决理由，查庆九先生将其概括为“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也就是说面对新闻舆论的监督，公众人物应当容忍轻微的侵权。那么，为什么民事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不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种价值判断阻止了民事法律的适用？当然，本文不想对一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笔者只是想揭示当代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根据这一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有行为违法；二有损害事实；三行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行为人有过错。按照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述判决理由的正确逻辑似应改为“如果报道指名道姓损害其名誉权，就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哪有所谓“容忍义务”，容忍义务岂不是于法相悖。我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权利并为我国的民事法律具体化。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一旦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监督权与他人的人格权发生冲突，对这种冲突进行判断选择、决定取舍，哪项权利应予以保护，哪项权利应受到抑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一般民事审判的范围。公民的监督权不是物质和金钱所能衡量的，它也不是民事权利，而是神圣的政治权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的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其名誉权之所以要服从公民的监督权，也并不是我国民事法律价值的体现，而是宪法价值的客观影响。法官们实际上受到一种更高理念和原则的支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在进行着宪法价值的判断，并将宪法的价值贯彻于民事审判活动中。这种权利冲突的情况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面对这种权利的冲突，司法权将宪法价值融入民事审判在我国却并不常见，有时甚至还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宪政先进国家司法权的这种运作方式则是其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人们注意到同类案件中宪法价值的缺席与否，左右着裁判的社会效果。
“宪法的客观价值影响着所有的领域，包括私法”，“宪法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产生”。 实际上，“由于宪法权利的效力，侵权行为法可能（全部或者部分）免除造成损害之人的民事责任（《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第676-719页，张新宝译）。”“宪法对民法在实在规范层面上的“介入”现象，在国外宪法学中，也就是所谓的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第三者效力问题（《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76页，徐秀义，韩大元著）。”现代德国宪法学称之为人权规范的“第三者效力”，日本宪法学除了这种称呼之外，尚有“私人之间的效力”的说法。美国在宪法实践中则通过把一些特定的私人行为认定为国家行为，由此将宪法的效力扩展到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同属成文法系的德国和日本，虽然学者仍然存在对第三者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的争论，但却肯定了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只不过其争论的重点已转向那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人之间有效力，以及应如何适用和贯彻这一效力。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现代西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本来是人民防御国家的一种权利，其效力只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之间无任何效力。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垄断集团迅速崛起，社会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团体、个人所拥有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契约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受到挑战。于是，西方国家就产生了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对社会上的“势力集团”加以必要的控制，以维持基本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宪政建设还没有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却也同样面临着对“势力集团”的控制问题，同样面临着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也许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即首先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然后再反向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
虽然全面研究我国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在权利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领域应当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有学者认为权利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成文法自身的弱点使其永远难以厘清所有的权利冲突，而只能解决一部分权利冲突问题。针对千变万化的个案，司法权仍然存在较大的运作空间。只有司法权对冲突的权利进行宪法上的判断和平衡，才能针对不同个案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做到或者强调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或者强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宪法的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何时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何时其裁判结果就会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相反，不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不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裁判结果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为了说明此观点，笔者仅举两例：1988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工合同纠纷中，招工登记表上曾注有“工伤概不负责”的内容。案件实质上是公民的契约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发生的冲突，由于两种权利并非同一层次的权利，法院进行宪法判断经过权衡，最终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排斥契约自由的适用。另一个案件是因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引发，案件的实质也是权利和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是原告依法享有肖像权，另一方面则是电影制片人依法享有的艺术创作权，法院用样进行宪法判断，并裁决优先保护电影制片人的艺术创作权，原告也必须容忍轻微的肖像侵权。总之，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也许并非是有意这样为之，而是形势使然。中国的宪法适用问题也许不是学者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实践促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