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赌博处罚条例（修正）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6月12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黑龙江省赌博处罚条例〉的决定》修正）

条例
第一条 为了严禁赌博活动，处罚赌博行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以营利为目的，以钱物作赌注的比输赢活动，都是赌博行为。赌博活动污染社会风气，妨碍生产、工作和生活，危害社会治安，必须严加禁止，并按本条例处罚。
第三条 赌资、赌具一律没收，参与和利用赌博活动所得的一切钱物，一律追缴。
第四条 赌博者之间因赌博所形成的债务一律废除，已经索回或偿还的，应予追缴。
第五条 查处赌博活动，由公安机关负责。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把禁止本辖区内的赌博活动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经常进行检查，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赌博活动。
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对村民、居民进行禁止赌博的宣传教育，经常进行检查，发现赌博活动及时制止，并报告公安机关。
第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职工、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教育，防止赌博活动的发生。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赌博活动均应予以制止，及时举报，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
检查揭发赌博活动的公民，应予表扬、奖励和保护。
对检举揭发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条 赌博行为构成劳动教养的，依照国家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15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
（一）当场输赢3000元以上的；
（二）6个月内3次以上赌博，每人输赢金额累计2000元以上的；
（三）因赌博被治安处罚后又参与赌博的；
（四）组织、胁迫、诱骗他人赌博尚不够劳动教养和刑事处罚的；
（五）提供赌博场所或其他条件的；
（六）聚赌抽头尚不够劳动教养和刑事处罚；
（七）流窜赌博尚不够劳动教养和刑事处罚的；
（八）为赌博巡风放哨，或在查禁赌博时为参赌人通风报信的。
第十二条 当场输赢3000元以下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从事有奖经营活动的，对责任人按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处罚。对经营单位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对无照经营的，除按规定处罚外，
应坚决予以取缔。
第十四条 明知他人聚众赌博，而为其提供交通工具的，除按第十一条的规定处罚外，可吊销其驾驶执照。
第十五条 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单位不得为赌博提供条件，发现赌博活动应立即制止，向公安机关举报并协助查处。
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本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与赌博的，除依照本条例从重处罚外，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参与赌博主动交代或检举揭发他人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十八条 处罚赌博行为的裁决的执行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公安人员在查禁赌博工作中，不依法办案，截留、私分赌资，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追缴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含本数在内。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由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应用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赌博处罚条例》的决定

（1997年6月12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决定
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省政府提请审议的《黑龙江省赌博处罚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黑龙江省赌博处罚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列为第五条：“查处赌博活动，由公安机关负责。”
二、原第五条删去，增加一条列为第六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把禁止本辖区内的赌博活动作为自已的一项重要职责，经常进行检查，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赌博活动。”
三、增加一条，列为第七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对村民、居民进行禁止赌博的宣传教育，经常进行检查，发现赌博活动及时制止，并报告公安机关。”
四、原第七条列为第十条，修改为“赌博行为构成劳动教养的，依照国家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实行教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原第六条列为第十一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15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
（一）当场输赢3000元以上的；
（二）6个月内3次以上赌博，每人输赢金额累计2000元以上的；
（三）因赌博被治安处罚后又参与赌博的；
（四）组织、胁迫、诱骗他人赌博尚不够劳动教养和刑事处罚的；
（五）提供赌博场所或其他条件的；
（六）聚赌抽头尚不够劳动教养和刑事处罚的；
（七）流窜赌博尚不够劳动教养和刑事处罚的；
（八）为赌博巡风放哨，或在查禁赌博时为参赌人通风报信的。”
六、原第八条列为第十四条，修改为“明知他人聚众赌博，而为其提供交通工具的，除按第十一条的规定处罚外，可吊销其驾驶执照。”
七、原第九条删去。
八、增加一条，列为第十二条“当场输赢3000元以下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九、增加一条，列为第十三条“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从事有奖经营活动的，对责任人按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处罚。对经营单位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对无照经营的，
除按规定处罚外，应坚决予以取缔。”
十、增加一条，更为第十五条：“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单位不得为赌博活动提供条件，发现赌博活动应立即制止，向公安机关举报并协助查处。
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本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十一、原第十条列为第十六条，修改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与赌博的，除依照本条例从重处罚外，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十二、原第十二条列为第九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赌博活动均应予以制止，及时举报，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
检举揭发赌博活动的公民，应予表扬、奖励和保护。
对检举揭发人打击报复的，依法从重处罚。”
十三、原第十三条列为第八条，修改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职工、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教育，防止赌博活动的发生。”
十四、原第十四条列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处罚赌博行为的裁决和执行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十五、原第十五条列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公安人员在查禁赌博工作中，不依法办案，截留、私分赌资、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追缴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增加一条，列为第二十一条：“本条例由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应用解释。”
本决定自1997年7月1日施行。
《黑龙江省赌博处罚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1997年6月12日
野人是人吗？
——兼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变迁

江苏省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 2002级 刘炳杰 邮编:210004


[内容摘要]：当各大新闻媒体陆续报道发现“野人”踪迹时，法律人不禁陷于迷惑之中，他们不禁要问：“‘野人’是人吗？‘野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当然，笔者在文中试图重新构建人之所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原因或者说是理论，抑或是是说是重新构建要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件来回答法律人的以上问题。但是，在重构法律关系主体成立条件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原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范围重新“洗牌”。所以，在对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的“洗牌”时，笔者将以“人能否被抛弃？”作为起点附带初步探讨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
[内容摘要]：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客体、特殊物
一、引言——发现“野人”的踪迹的报道，引起理论的困惑
当我们在因特网上的搜索引擎上输入“野人”两个字的话，那么排列在网上前端的肯定是关于发现“野人”的报道，有国内的报道，也有国外的报道。剔除这些报道中的虚假成分，法律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野人’是人吗？‘野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吗”？实际上，法律人的这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果“野人”是人的话，那么是否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要在法律上对他们进行对人立法呢？二是、如果“野人”不是人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使他们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对于分解过后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难回答的，争议也应该不会太大的。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笔者就认为我们就不能够草率地回答了，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新的，但也是十分复杂的法理学问题——某些特殊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笔者认为，这一个问题我们暂时还不需要急于回答的。我们可以逆流而上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某些特殊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会有什么意义呢”？法律人也许对于这样一句话不会太陌生“主体是权利义务之所属，客体是权利义务之所附，法律事实是权利义务之所成”[1]。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变迁会给法律关系的种类带来“革命性的冲击”。所以，笔者希望对法律关系现有的研究理论的反思来重新构建法律关系主体成立的要件，进而探讨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变迁问题。
二、 正文
一、对现有的关于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的反思
众所周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是在德国的法理学研究中提出的，而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是不流行的，至今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也是鲜有学者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不系统的研究。但是，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中的地位的飞升并非在德国而是在前苏联，这是前苏联法学家的功绩。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法律关系产生于德国而发展（发达）于前苏联。目前，国内对法律关系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对其认识的研究基本处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关系概念的认识
何谓“法律关系”？我国学者有以下几种表述：
1、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关系”[2]。“这种客观制约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法律关系是法律确认和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外壳，因此，任何法律关系必然要受到相应的社会生活关系原型的制约；二是，法律关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生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主导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必然对法律关系的状况构成制约。[3]”
2、吕世伦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4]”。“法律关系具有以下三种属性：即法律性、意志性[5]和社会物质性”[6]。
3、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7]。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化，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8]。法律关系也是法律价值得以表现和实现的形式[9]。”[10]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对法律关系的概念的认识上基本是相同的，大家基本都有这样的认识：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是受制于客观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并且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和法律价值的表现和实现的形式。
（二）、对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的认识
1、 吕世伦教授认为，“任何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都得具备三方面的条件：首先，必须具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这是法律方面的要求。其次，必须有具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这是主体方面的条件。最后，必须许具有法律事实，即现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特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11]。”
2、虽然张文显教授并未直接提出构成法律关系的条件，但是，他却提出了以下标准作为检验一个社会关系是否是法律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性，即“相关性、对称性、可逆性和双向性[12]。”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中透露了一个共同信息，那就是“法律关系仅仅是人际相互关系[13]。”他们认为人对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用张文显教授的四个标准来检验的话，那就是这两者“在实质上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相互性[14]。”
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外学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就会对传统的环境法律关系提出质疑。比较具有典型的学者的观点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关于环境法律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范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的法律关系是间接的法律关系，它们并不直接发生关系。看来，传统的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是要面临新的挑战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构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构成条件了。
二、某些特殊的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从哲学上将，“主体相对于客体而言，主体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任何事物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具有自在、自为的属性。自在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独立价值；自为是指主体具有能动的属性，即认识和实现自己价值的能力[15]”。但是，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所以，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规定的，而且从属于其他客观因素[16]。
而从张文显教授在上述的检验是否是法律关系的四个标准中，我们可以推倒出一个结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具有相互性。
按照以上两位教授的观点，某些特殊之物是不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而无论它有多“特殊”，它始终是物。但是，笔者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植物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难道他（她）们符合两位教授的标准吗？”此外，还有国外某些国家民法典对胎儿继承权的承认，认为胎儿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
不难看出，以上学者对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的。记得在《法学家茶座》（第一辑）里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范忠信教授在谈到一则关于小狗欢欢的继承权的案子中，他认为，当前我们之所以认为植物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1、植物人是我们人类的同类；2、人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3、法律规定了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且规定了代理制度。这样的理由让想到了世界司法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认司法审查制度时马歇尔大法官的如下逻辑推理：1、宪法也是法律；2、宪法比普通法的法律效力更高；3、所以，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这两者相比较而言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看来似乎我们对人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论证的理由是十分符合逻辑的。但是，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动物就没有生存需要了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动物怎样行使自己权利呢”？那我还想问：“植物人、胎儿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吗？他们也需要由他人帮助自己才能够行使权利啊。难道动物就不能够有人帮助它行使权利吗？”。实际上，植物人正如范忠信教授所言：“植物人只是一堆会呼吸的静止的肉罢了”。看来，我们之所以规定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原因还是看在他们是我们的同类的份上。但是，这样一来似乎又有范忠信教授所言的那种“物种歧视”嫌疑。
是否真的是“物种歧视”呢？笔者认为并非这样。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资源目前具有稀缺性和珍贵性，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生活资料还很不充足。所以，人们当然不希望动物享有继承权利了，不然他们会认为是“狗权”高于（大于）“人权”了。笔者认为，这还只是肤浅的、表面上的认识而以。实际上，笔者认为，我们此时不承认动物的继承权是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等相关法律中已经规定了对于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有（如果死亡者生前是集体组织成员的，就收归集体组织）。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资源就得到了再次分配，实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矫正的正义”。至于为何这样做不会有“物种歧视”之嫌？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动物可以在一些场所得到看护，而且它们生存之需一般是有限的，它们无需占有主人遗留下来的大笔生活资源。否则，就会有资源浪费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决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根据是生产力，进而表现为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唯一的能够站得住脚的。笔者发现，目前社会上的白领阶层（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收入颇丰）喜欢过单人生活，但同时为弥补不足而饲养宠物，并把这些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之一，他们当然希望“家庭成员”（宠物）能够享有继承权利（即希望它们能够成为继承的法律关系主体）。这样，在他们遇到不测时，宠物也还能够在他们留下的资源的帮助下继续生存。
当然，正如笔者上述所言，法律关系主体取决于生产力，进而表现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试想，当我们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人们又希望自己所希望的宠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时，我们的法律规定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又何妨？
三、人能够被抛弃吗？——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吗？
正如李步云教授所言，“任何事物要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有价性，即对主体具有价值，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其二，法律性，即为法律所规定和调控[17]”。这也正同张文显教授对客体的评价是“有用之物、可用之物、自在之物[18]”。
那么人能否被抛弃呢？有人认为，当未成年人父母抛弃自己的儿女，而弃子（女）为他人所抚养时，亲生父母是否有权要回子女呢？他们认为，此时被抛弃的子女可与民法上的抛弃物同等处理。所以，此时的被抛弃子女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所以，亲生父母不得要求返还子女。
在这里，笔者对该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历史发展中也是不符合的。
首先，在理论上，我们通说认为，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无所有权，而有的只是抚养、教育的职责。所以，我们不能以之与物权相比而处理。
其次，在历史发展中，我们不难考察到人类是从法律关系的客体中逐步地解放出来的。在奴隶社会大量的奴隶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实际上奴隶也是人），他们可以被任意的买卖、打杀等。到了封建社会奴隶才得到解放，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虽然此时解放出来的奴隶的地位还很低下，但是，毕竟是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大家大概都清楚美国人主要是英国当时受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在当时的英国受到了不是人的待遇（可以说是把人当客体的待遇）。到了近现代，在德国纳粹执政时，德国纳粹制定了一些表面上并未把人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法律，但实际上，却是把人当作法律关系客体的“恶法”。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暴行。而这一切为世界上一些遭受到切肤之痛的国家所警惕，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他们在立法上关注人，防止不尊重人的立法。所以，把人规定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与历史想悖的，是与历史潮流所不吻合的。否则，就有可能够发生上面那些违背历史发展立法而出现的种种悲剧。
三、小结
人们总是在不断孜孜以求地探索自身，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所以，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某些特殊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在将来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国际（公）法的主体的扩张现象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条研究方向和思路吧！但是，历史向前滚动车轮决不会让人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
[注释]：
1、《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8
2、《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
3、《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188
4、《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5
5、这里的“意志性”应当包括国家意志性和个人意志性。
6、《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7
7、《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张文显 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