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孙某、王某系村干部,因本村修路,需要拆除同村村民李某的一处院房，李某不同意,孙某、王某合议,找几个人对拆除过程中阻拦的人员进行吓唬，后王某联系周某，让周某找几个人对阻拦拆迁的人员进行吓唬，周某带领胡某、赵某到达拆房现场,而孙某、王某并未到现场，在拆除过程中,李某及其妻子陈某进行阻拦，周某、胡某、赵某与李某、陈某发生殴斗，致陈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分歧:本案在审查过程中，一致认为周某、胡某、赵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对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何罪，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为故意伤害案，属共同犯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共同犯罪要求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存在意思联络，共谋行为与实行行为有紧密联系，共谋后未参与实行犯罪的行为人虽然没有亲手实行犯罪，但其先前的共谋行为不能摆脱与后面实行行为的关系，因此仍应承担实行犯的刑事责任。本案应看作是共同犯罪，整个殴斗过程看做一个整体，只是分工不同，孙某、王某明知拆迁过程中可能有人阻拦，其找周某等人助威进行吓唬，周某等人具体实施致陈某死亡，对于死亡的结果，孙某、王某找人进行吓唬属共谋行为，周某等人的殴打行为属于实行行为，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孙某、王某等人应承担周某等实行犯的责任，因此孙某、王某的行为也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罪是指基于私仇宿怨、争霸一方或者其他藐视法纪的动机，聚集多人成帮结伙地相互攻击对方身体的行为。本案中，孙某、王某商议找人吓唬被害方，其主观上是想造出声势，以期达到使被害方不敢阻拦，达到强行拆迁的目的，客观上纠集周某、胡某、赵某在一起，针对对方实施殴斗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村里正常的生产秩序，破坏了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应当遵守的共同生活准则，应此该案宜定为聚众斗殴罪，而周某等人致使陈某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定为聚众斗殴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由于普通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本案当中，孙某、王某不具备故意伤害陈某的心理基础和主观心态，其叫周某等人仅仅是吓唬陈某等被害人，强行拆迁，陈某死亡的后果远远不是孙某、王某所希望的，孙某、王某的主观故意属于应当预见到自己叫周某等人到现场进行吓唬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主观方面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应此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本案当中，孙某、王某身为村主要负责人议定强拆房屋院落，对前来阻拦的人进行吓唬，其应当预见前来帮助强拆的人员在实施威胁过程中，有可能采取严重暴力手段造成严重后果，而轻信能够避免，所以孙某、王某并未到拆迁现场制止事态发展，导致周某等人与陈某、李某发生殴斗，陈某死亡的结果发生，这一结果是孙某、王某不希望发生的，故应认定孙某、王某与周某等人没有伤害陈某的共同故意，对出现致人伤害死亡的后果，其主观上具有过失的心理状态，故应对周某等人行为的后果，承担过失的法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
分析告知程序的基本内涵

钱贵


　　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表明，法治问题不是单纯的法律和制度问题，而是静态的法律制度与动态的权力运作、权利保障的有机结合，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则是以法律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的行政处罚告知程序。
　　自从我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告知程序以来，告知程序己成为公安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33条规定：“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在提出行政处罚意见后，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治安处罚法》第3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但由于我们仅能从法律法规中看到告知程序的一些原则性规定，而无法从其具体条文中找到如何告知等更加详细的程序要求，因此实践中在告知的时间、内容、主体、形式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影响到告知程序的实际运用和社会效果。
　　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释义
　　告知，即为告诉、使人知道的意思。据此，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是指公安机关在对当事人实施治安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当履行的义务等情况告诉当事人知道的法定必经程序。《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通过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公安行政处罚的告知对公安机关来说是一项法定职责，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项法定权利。

　　二、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法律特征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是行政程序法律特征的具体化。行政程序法具有如下法律特征：其一，行政程序法的内容是行政机关的义务性规范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性规范的统一，旨在用行政机关沉重的义务性规范制约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用行政相对人充足的权利性规范抗拒行政机关可能的行政侵害，引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其二，行政程序法是一种法定程序，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任何违反行政程序的行为都将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违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不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将会被依法撤销，并且行政机关应该赔偿因此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尊重行政程序，依据行政程序法规定的要求、时效、条件等行使其合法权利是对自身权利的最大保护。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也体现以上法律特征，即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是行政处罚主体履行告知的义务性规范与行政处罚当事人获得告知的权利性规范的统一，违背行政处罚告知程序，行政处罚主体也将承担法律责任。
　　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显不对等。国家行政权力支持下的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机关单方意志性、强制性、法定性等法律特征，不以行政相对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相对人必须服从和配合。公安行政处罚实体法律关系当然也是如此，拥有行政处罚权的公安机关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的不对等性相当明显。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地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地一种经验，有权力地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地地方才休止。”因此，为了预防公安机关滥用职权，有效控制行政处罚权，更为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除了对有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实体内容进行严格规定外，更重要的是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公正合理配置公安机关与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更严格地明确公安机关的程序性义务，以抑制公安机关的实体性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地规则，实现二者在行政处罚中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与平衡，一个不容否认地事实：“历史上法制地实质性进步往往是通过程序体系的发达和合理化才落实的，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的条件和效果的有力工具。”
　　三、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基本功能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实质即行政程序，因而具有行政程序的基本功能和价值。行政程序是规范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也是实施行政行为的操作性技术规范，它在实现行政实体内容，构建“行政法治”秩序方面具有的功能可以简化为两个方面：一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防止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权力的无端侵害；二是使行政决定具有确定性、合法性，维护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兼顾提高行政效率。行使行政权力要在保护相对方权利的前提下，有可能作最佳选择以尽量提高行政效率，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平衡。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条明确表明了行政程序的功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罚的各项程序性规定均体现了这一基本功能，从而为各项程序性规定(包括告知程序)的实现设定了一个价值归宿，当然也从理论渊源上找到了其严格实现的必要性理由。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办理行政案件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紧密依据行政程序的要求，以行政程序的功能为出发点，依据现代行政法理念依法适用告知程序。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