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察院 最高法院 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处理反盗窃斗争中自首案犯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今年以来，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司法机关，在开展反盗窃斗争中加强政策、法制宣传，采取了一些促使犯罪分子坦白自首的措施，使大批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罪行，自动交出大量赃款赃物，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分化瓦解犯罪分子起了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反盗窃斗
争继续健康深入地发展，特作如下通知：
一、对犯罪分子自首的认定，必须符合刑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中确定的自首条件，不得任意扩大认定自首的范围。对犯罪以后自首的，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犯罪
分子因为其犯罪行为以外的问题被收容或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代了自己未被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的，虽然不属于“自动投案”，但也可以酌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反盗窃斗争中，对自首的案犯，如其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写出起诉意见书或免予起诉意见书，由人民检察院分别决定提起公诉、免予起诉或不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分别做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判决。
三、各级人民法院在召开从宽处理自首的犯罪分子的宣判大会时，应同时适当审判一些犯罪情节严重，拒不认罪的从严处罚的案犯，以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进一步扩大社会效果。
四、在本通知前，各地已经作过处理的自首案件，一般不再改变原来的决定。对已免除处罚的自首案犯又重新犯罪的，或者未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条件的，应当根据犯罪事实和情节，依法严肃处理。



1986年9月13日
法析非典论古今之道

北方交通大学法学专业：李百琛


[摘要]：从旧时各朝官员隐瞒疫情到现代SARS的肆虐，不难看出有一种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如果没有此次SARS的疫情，那么能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早在1989年就有了《传染病防治法》，其里面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正是这种广场文化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实施起来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因此，笔者将在本文对这种“文化”法治，权利三者冲突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观点，望做到抛砖引玉，以期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 法治 ，公民权利的自我价值 ，健康权
（一）法治实施与此类文化的冲突
在SARS出现之前，隐瞒疫情之类官场文化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他就像一颗毒瘤，时时刻刻阻碍着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与SARS疫情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其中国乃至全世界医药科技力量的体现，在我看来，更像是这类“传统文化”与法治，权利 一次赤裸裸的正面对话。尤其是SARS横行无忌，简直是对中国目前法制建设及个人权利的一种嘲讽。
由此看来，此类“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是留不得的。⑴这些年一批法学家反而排斥，反对现代法治和权利话语，主张维护旧有的“潜规则”“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强调这种本土资源的主要性，主张法治应当尊重这种“文化”，这种“特殊知识”而不是相反。
不错，真正有益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本土资源采取的政策，一贯是取其精华，舍弃糟粕。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非盲目性。
这次疫情之所以能迅速的蔓延，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其行政管理部门办事不力，隐报，谎报疫情所致。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所能办到的，它的实现是由一种“潜规则”或曰“特殊文化”之官场文化在作祟。这类“潜规则”正是上文所提之隐瞒疫情，诸此类传统文化。
此类文化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
非典初期，由于受到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各行政部门一直对疫情采取隐而不报，报而不实的态度，直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行政法治建设才有了开拓性的前进。在解读此条例中，笔者发现里面贯彻一种“三时（实）原则”即：“及时，确实，限时”。为何将此作为此条例核心？！
首先，我们从“三时（实）”涵义入手，由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到造成国家，公民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所允许的最大限度范围内的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及时”。
“确实”是指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应如实的公布于众，禁止隐瞒，或谎报更进一步来讲还包括各级部门的行政分工明确，不得擅离职守，更不可越职旁代。
“限时”是“及时”得以实施的法律保障，没有“限时”的存在，就谈不上“及时”和“确实”法律责任的承担。
这三时原则是我国法治顺利实施的有力武器，如果对他们利用不善，反之将成为“诸此类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源泉。
再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上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其有反作用。同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建设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其作用更无可厚非了。只有使法制体系不断的完善，才能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目前，法治实施的最大瓶颈就是中国三千年封建制度遗留下的“诸此类官场文化”或曰“特殊知识”。只有解决其与法治实施的冲突问题，中国法治建设才会有质的飞跃。
由此看来，此次国家对SARS疫情的全力防治正是行政法治对“此类传统文化”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反击战。
（二）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先对公民权利概念进行界定，公民权利即公民权，它与法人的权利，外国人的权利等概念相对应。⑵公民权是指国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⑶这种分析得出公民权是公民权利的简称。公民权利可分为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一般权利,公民实体性权利和公民程序性权利。其中公民基本权利是由一国根本法来确认的，其他公民权利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予以详细规定。公民的人身权既是如此。
在此次SARS中受到侵害最大的权利莫过于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了。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人身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而SARS的侵袭，由于诸“此类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疫情没有及时控制住，因而在防治的初期管理部门出现了谎报，漏报的现象。这一切不仅对国人身体造成损害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可谓是对公民权利赤裸裸的漠视了。
再看法律上的“权利”它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之力⑷。这种力量是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公民享有健康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的法律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而，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在法律支持保护下，从而决定了任何人的行为，活动都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就是任何人相对于其他人所应履行的义务及应遵守的法律规范。
健康权的保证正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非典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公民权利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现阶段法制建设实施的考验。
可以看得出来，公民的权利在某些时期，某个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说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盾保证-法治体系的健全。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权力的定位是国家统治者 君主至上正是对公民权利的否定。而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由国之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恰恰证明的公民权利自我价值不是一种抽象的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而是无数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共识，甚至来自无数人自己的生命体验。
SARS事件中，公民权利的忽视，这正是中国“诸此类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而此类传统文化即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普遍价值，这正是与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相对立的。⑸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长达十年巨大灾难的文革，到日常生活中一些平民百姓遇到的不白之冤，种种无情的事实都说明如果没有法治或者法治得不到尊重，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极其可怕。
因此，保证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对社会，国家，法治实施的一种肯定，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保证。
这次SARS肆虐再次以惨痛的事实提醒人们法治，权利是何等重要，提醒国人诸此类无视法律，漠视权利的“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之危害何其深远。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的法治建设虽有不小的进步，但仍任重道远，因此现阶段应加强法制体系的完善，法治的实施，及公民权利自我价值的强化，杜绝那种“诸此类传统文化”或曰“特殊知识”的蔓延，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⑴ 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
⑵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言部分第3页
⑶赵树民 著《比较宪法法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⑷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⑸刘洪波 《南方周末》2003，7。17 11版 纵横谈